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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陶瓷的发展史ppt？
中国陶瓷发展史 相当详尽：
陶瓷的产生和发展，实际上是同人们的生活和生产实践紧密相连的。大约在70万年以前的原始时代，人们就发现，将泥巴晾干后加火一烧就变得坚硬起来，而且可以做成各种形状用来盛水，放食物等等，这便是陶器产生的初始。陶器的发明是人类文明的重要进程，它揭开了人类利用自然、改造自然、与自然做斗争的新的一页，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是人类生产发展史上的一个里程碑。从我国河北省阳原县泥河湾地区发现的旧石器时代晚期的陶片来看，在中国陶器的产生距今已有11700多年的悠久历史。1977年在河南省新郑县裴李岗村发现的陶器经碳十四测定距今约8千年，同时在河北武安县磁山也发现同时期的文化遗址。距今7000多年的仰韶文化彩陶，具有浓厚的生活气息和独特的艺术风格。它是在陶器未烧以前就画在陶坯上，烧成后彩纹固定在器物表面不易脱落。有的在彩绘之前，先涂上一层白色陶衣，使彩绘花纹更为鲜明。彩陶花纹主要是花卉图案和几何形图案，也有少数动物纹。几何形图案主要有：弦纹、网纹、锯齿纹、三角纹、方格纹、垂幛纹、旋涡纹、圆圈纹、波折纹、宽带纹，并有月亮、太阳、北斗星等纹样。动物纹样，常见的有鱼纹、鸟纹、蛙纹等。兽纹较多的是猪纹、狗纹和鹿纹，有的奔驰，有的站立。这些动物形象的出现，反映出当时的渔猎在原始社会生活中的重要地位。人物纹样较少见，1973年在青海大通县出一件陶钵，其口沿内壁上画有三组跳舞的人群，五人一组，舞人动作整齐，姿态优美，精美异常。植物纹样，在距今6800年的浙江河姆渡文化陶器上，发现有稻麦粒、枝叶、花瓣，甚至有些已概括成为几何形体，并和几何形纹混和在一起构成纹样，形成一种独特的风格，别有一番情趣。距今6000多年的大汶口文化红陶和距今4000多年的龙山文化的黑陶与白陶。其中黑陶的烧成温度达1000度左右，有细泥、泥质和夹砂三种，尤以细泥薄壁黑陶制作水平最高，有“黑如漆、薄如纸”的美称。这种黑陶的陶土经过淘洗 ，轮制，胎壁厚仅0.5-1毫米，再经打磨，烧成后漆黑光亮，有“蛋壳陶”之称，表现出惊人的技巧，饮誉中外。这时期的黑陶以素面磨光的最多，带纹饰的较少，有弦纹、划纹、镂孔等几种。白陶是指表里和胎质都呈白色的一种陶器。它是用瓷土或高岭土烧制成的，烧成温度在1000度左右。白陶基本上都是手制，以后也逐步采用泥条盘制和轮制。白陶器出现于龙山文化晚期，商代，青铜器的制作成就辉煌，但普通人日常生活的主要用具仍以灰陶为主。当时已有专门烧制泥质灰陶和专门烧制泥质夹砂灰陶的不同作坊。但到后期，白陶和印纹硬陶有很大发展，尤以白陶最为精美。纹饰采用青铜器的艺术特点，装饰华丽，弥足珍贵。灰陶在新石器时代早期斐李岗文化遗址中已经出现，仰韶文化、龙山文化时期都有一定数量的灰陶，特别是用于蒸煮的器皿，多为夹砂灰陶。到夏代（二里头文化早期）灰陶和夹砂陶则占据主要位置。同时，商代还出现了用高岭土作胎施青色釉的原始瓷器。西周以后，陶器种类繁多，除生活器皿之外，还有砖瓦、陶俑及建筑明器等。这个时期是印纹硬陶发展的兴盛时期，其胎质原料根据化学组成分析，基本接近原始青瓷。因印纹硬陶所用原料含铁量较高，胎色较深，多呈紫褐、红褐、黄褐和灰褐色。印纹硬陶坚固耐用，绝大多数是贮盛器。商代印纹硬陶在黄河中下游地区和长江中下游地区都有发现。西周至战国时期印纹硬陶主要盛行于长江中下游地区及南方的福建、台湾、广东、广西等地。到战国、秦汉时期，用陶俑、陶兽、陶明器随葬已成习俗。因此，制陶业更加繁荣。近年在西安发现的秦始皇陵兵马俑，在陕西咸阳，江苏徐州发现的西汉时期兵马俑，其造型之精，阵容之宏伟，为世界所罕有。汉代，由于社会稳定，农业、手工业发展较快，厚葬风气在民间普遍盛行，制陶业大量烧造陶明器用以随葬。这时，战国时期出现的彩绘陶器得到发展，釉陶也普遍应用， 汉代出现了一种在釉料中加入助熔剂——铅的釉陶，又称“铅釉陶”。铅釉陶的制作成功，是汉代制陶工艺的杰出成就。釉料中加入铅，可以降低釉的熔点，还可使釉面增加亮度，平正光滑，使铁、铜着色剂呈现美丽的绿、黄、褐等色，绿釉为最多，绿如翡翠，光彩照人。墓葬中出土的铅釉陶器表面，有时会出现一层银白色光泽，有人误称为“银釉”。根据考古工作者的科学研究发现，“银釉”形成的原因是由于釉面长期受潮，釉层表面析出多层次的沉积物，在光线的折射下，产生的银白光泽。唐代的唐三彩即属铅釉陶器，采用高岭土胎，施彩釉烧制而成。到了宋代，瓷器的生产迅猛发展，制陶业趋于没落，但是有些特殊的陶器品种仍然具有独特的魅力。如宋、辽时代的三彩器、明、清至今的紫砂壶和广东石湾的陶塑等，都别具一格且倍受人们所赞赏。然而陶器终究是文明初级阶段的低级产品，它本身存在的缺陷注定了它逐渐被历史淘汰的命运。随着历史的发展，时间的推移，人们在生活和生产实践中再次发现，原来某种特定的泥巴经过高温烧造以后，就会变得更加坚硬、细腻、漂亮和实用，于是瓷器也就应运而生了。瓷器是我国古代的一项伟大发明。在漫长的历史岁月中，勤劳智慧的中国先民们不断总结，不断创新，不断在原有的基础上提高和创造，写下了前所未有的光辉灿烂的篇章，为人类文明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从历史文献看，西汉马王堆出土的木简中，已经有了“瓷”字；而晋代的许慎在《说文》中对瓷字还做了具体解释，说瓷是“瓦之坚者也”。但对瓷的起源，随着研究工作的深入，和现代科学手段之用于瓷器研究，目前商周起源论已占压倒的优势。由于瓷器的坚固耐用，洁净美观，不易腐蚀，又远比金、银、铜、玉、漆器造价低廉，且原料分布极广，蕴藏丰富，因而发展迅速，很容易便成为了人们物质生活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早在3000多年前的商代，我国就已经出现了原始青瓷。因此可以说，瓷器的产生是陶瓷制作工艺发展的必然结果。当如下三个条件具备时，从陶器工艺中就发展创造出瓷器来。一是有富含绢云母的瓷石为胎坯原料，二是窑炉的砌筑技术能够把窑床温度提高到1300度，也就是龙窑的发明与运用，三是草木灰釉的发展。这三个条件在距今1800年前的东汉时期，便已经基本达到成熟期，在浙江上虞、宁波、慈溪。永嘉等地先后发现了汉代瓷窑遗址；在河南洛阳的中州路、烧沟、河北安平逯家庄、安徽亳县、湖南益阳、湖北当阳刘家家子等东汉晚期墓葬和江苏高邮邵家沟汉代遗址中，都曾发现过瓷制品，而尤以江西、浙江发现的更多。其中有东汉延熹七年（164年）纪年墓中所出土的麻布纹四系青瓷罐，熹平四年（175年）墓内出土的青瓷耳杯、五联罐、水井、熏炉和鬼灶，熹平五年（176年）墓中发现的青瓷罐，还有与朱书“初平元年”（190年）陶罐同墓出土的麻布纹四系青瓷罐。这些有确凿年代可考的青瓷器的发现，使我们确信，我国瓷器的发明不会迟于汉末，把它定为东汉晚期，不仅有大量的考古资料作为依据，也是比较确切的。因为浙江地区有着十分丰富的瓷土矿藏，而且瓷石矿的埋藏一般距地表不深，易于开采。浙江的瓷土，主要是一种含绢云母类型的伟晶花岗岩风化后的岩石矿物。风化程度低的含有部分长石，风化程度高的则含有较多的高岭石矿物。这就形成了天然有利的条件，只要用这种瓷石作为主要原料就可以制成瓷胎，这类矿物的含铁量较高，适宜用还原烧成。在还原气氛影响下，高价铁被还原为低价铁，低价铁的助熔作用很强，有助于瓷胎在较低的温度下烧结。 瓷窑工在长期的制瓷实践中，对原料的选择，胚泥的淘洗，器物的成型，施釉直至烧成等技术，在东汉晚期都有了较大的改进和提高，为瓷器的出现创造了必要的技术条件。从瓷窑遗址周围的自然环境观察，一般都具备着较为充足的水力资源，加上当时已普遍采用脚踏碓和水碓的情况，所以这时很有可能已用水碓粉碎瓷土，以提高坯土的细度和生产效率。在上虞帐子山东汉窑址的发掘中，发现了陶车上的构件——瓷质轴顶碗。这种轴顶碗内作臼状，壁面施以均匀的青釉，十分光滑；它的外壁成八角形，上小而下大，镶嵌在轮盘的正中部位，加于轴顶上，一经外力推动，即可使轮盘作快速而持续的旋转。这种相当进步的陶车设备与熟练的拉坯技术的紧密配合，使瓷器的器型规整而功效大大提高。这说明，浙江成为我国的青瓷发源地不是偶然的。上虞县小仙坛东汉晚期窑址出土的青瓷，质地细密，透光性好，吸水率低，系用1260～1310℃高温烧成；器表通体施釉，胎釉结合得相当牢固；釉层透明，萤润光泽，清澈淡雅，秀丽美观。 此外，在上虞、宁波的东汉窑址中还发现有烧制黑釉瓷器。在湖北、江苏、安徽等地的汉代墓葬中也曾出土过黑釉瓷器，特别是安徽省毫县建宁三年（170年）等纪年墓中黑釉瓷的出土，证明它的烧造时间应在东汉的中晚期。很显然，这种创新产品，是在青瓷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黑瓷和青瓷的呈色剂都是铁元素，经高温烧制后，呈青绿色或青黄色，所以称为青瓷。在工艺技术上设法排除铁的呈色干扰，就是白瓷；相反，加重铁釉着色，便成为漆黑闪亮的黑瓷了。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是江南瓷业迅速发展壮大的时期。东起东南沿海的江、浙、闽、赣，西达长江中上游的两湖、四川都相继设立瓷窑，分别烧造具有地方特色的瓷器。其中以越窑发展最快，窑场分布最广，瓷器质量最高。 从西晋八王之乱到十六国混战的一百多年间，北方一带兵连祸结，经济凋敝，手工业极端衰落。因此，这一段时间，制瓷工艺一直独让南方专美。公元 439年北魏太武帝统一了中国北部，公元 450～451年侵宋失败，从此确立了南北分立的局面。公元458年北魏孝文帝实行均田制，扶助依附农民立户分田，限制普通地主使用奴隶，使得农业得以恢复发展，从而也使手工业的复兴有了可能。 从河北、河南出土的青瓷来看，河北、河南一带，很有可能成为北朝青瓷的中心产区。白瓷最早出现于北朝的北齐。早期的白瓷，胎料细白，显然经过淘练，但未上护胎釉；釉色乳白，釉层薄而滋润；釉厚处呈青色，而且器表普遍泛青。白瓷的出现，为制瓷业开辟了一条广阔的道路。有了白瓷，才有影青、青花、釉里红，才有斗彩、五彩、粉彩……等等琳琅满目、色彩缤纷的彩瓷。所以白瓷的发明，是我国陶瓷史上的又一个新的里程碑。黑瓷的原产地在南方，东晋之后，北方开始了黑瓷的烧造。河北平山县北齐崔昂墓出土的一件黑釉四系缸，标志着北齐时期北方已经出现了比较成熟的黑瓷。 1975年在河北赞皇县东魏李希宗墓里，曾发现了一块黑釉瓷片，器型虽无法了解，但釉色漆黑光亮，瓷胎也坚硬细薄，制作也规整。这块黑瓷片，比崔昂墓出土的黑瓷缸要早十二年，可以推知东魏时期北朝已有黑瓷了。 青瓷、白瓷、黑瓷的出现，标志着北方制瓷手工业的迅速发展，从而为唐宋北方名窑的普遍出现，奠定了基础。隋以北朝为基础统一全国，隋初的文化面貌也带有较浓重的北朝色彩。随着南北的政治统一，也促进了南北经济、文化的合流和交融，开始了一个新的时期。这一新时期体现在制瓷工艺上有二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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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多详见：
谁知道中国陶器发展史
1.夏、商、周朝时期的陶瓷文化
2.秦汉时期陶瓷文化
3.隋唐朝时期的陶瓷文化
4.五代十国时期的陶瓷文化
5.元朝时期陶瓷文化
6.明朝时期陶瓷文化
7.清朝时期陶瓷文化
8.中国现代陶艺
夏、商、周朝时期的陶瓷文化
商朝殷虚的遗址中挖出的陶片、陶罐包括很多种款式，有灰陶、黑陶、红陶、彩陶、白陶，以及带釉的硬陶，这些陶器上的纹饰、符号、文字与殷商时代的甲骨文和青器有密切的关系。青器的成本高只能为贵族享用，广大民众的各种生活器皿只能采用陶器。因此可以了解商代制陶工艺也得到普遍的发展，带釉的硬陶在这个时期已经出现了，釉色青绿而带褐黄，胎质比较硬，呈灰白色。
陶器在此时已经不在局限於盛物器皿，应用范围较广，大略可分为日用品类、建筑类、殉葬类、祭祀礼器类。朝廷对於制陶工作也很重视。
秦汉时期陶瓷文化
秦汉-古代的建筑多采用木料来架构，不易久存，所以一些伟大的建筑，如秦代的阿房宫和汉代的未央宫，都无法完整保存下来，但仍可在残存的废墟中发现瓦当及汉砖等遗物，藉以略窥古代建筑的规模。
瓦当
屋檐最前端的一片瓦为瓦当，瓦面上带著有花纹垂挂圆型的挡片。瓦当的图案设计优美，字体行云流水，极富变化，有云头纹、几何形纹、饕餮纹、文字纹、动物纹等等，为精致的艺术品。
汉砖
汉砖上的雕饰，包罗万象，繁复美观。无论是彩绘或是浮雕图像都生动活泼，线条灵活;其中表现的故事都是当时社会的缩影，在四川省彭山发现的汉墓中，有一种圹砖是专供筑墓或建隧道使用的，在结构中似乎已经知道应用物理学上的圆柱中空的道理。
自古以来，我国社会崇尚厚葬，陶器可久藏不朽，成了最好的陪葬品，有模型房舍、乐器、鸟兽、以及人俑，秦汉时期的兵马俑最为有名，最近陆续出土狻为考古学者重视。
兵马俑
兵马俑多用模塑结合的方法制成，先用陶模作出初胎，再覆盖一层细泥进行加工刻划加彩，有的是先烧後接，有的是先接再烧，火候均匀、色泽单纯、硬度很高。
铅釉陶
铅釉陶是汉代陶艺的一种创新，有黄、褐、绿等色，绿釉较为流行，以铅为釉的基础，加上少许的氧化 就可得到青绿色，熔点低只 烧摄氏七百到八百度，，必且可以薄薄的匀挂在胎上。
在南方也盛产青釉陶，火度高，釉质较硬，也是後来发展青瓷的开端。东汉的中後期就有了青瓷，使用「龙窑」提高窑温，也选用一般瓷器使用的高岭土。
隋唐朝时期的陶瓷文化
西元五百八十九年，杨坚篡北周并南陈，统一中原，改国号为隋，隋的朝代虽短，但在瓷器烧制上，却有了新的突破，不但有青瓷烧造，白瓷也有很好的发展，另外此时在装饰手法上也有了创新，如在器物上另外的泥片—贴花，就是一例。
唐朝时期的陶瓷文化
到了唐代，瓷器制作可为以蜕变到成熟的境界，而跨入真正的瓷器时代。因为陶与瓷的分野，在乎质白坚硬或半透明，而最大的关键在於火烧温度。汉代虽有瓷器，但温度不高，质地脆弱只能算是原瓷，而发展到唐代，不但釉药发展成熟，火烧温度能达到摄氏一千度以上，所以我们说唐代是真正进入瓷器的时代。唐代最著名的窑为越窑与邢窑。
越窑
越窑在南方浙江省绍兴，主要制造青瓷;邢窑在北方河北省邢台，主要制造白瓷。越窑的青瓷明彻如冰，晶莹温润如玉，色泽是青中带绿与茶青色相近。
邢窑
邢窑所产的白瓷，土质细润，器壁坚而薄，器型稳厚、线条流畅。
唐三彩
唐代最重要的产品是驰名中外的唐三彩，一直到文明的今天还受到广泛的喜好与收藏。唐三彩是陪葬的陶器，色彩亮丽有黄、绿、青三色铅釉，故名唐三彩，但不一定每件唐三彩都三色俱全，但可利用三色交叉混合的上釉技术来制造出美丽的花朵，以及先在坯体上刻花成暗色图案，变化无穷，彩色斑斓。
唐三彩分布在长安和洛阳两地，在长安的称西窑，在洛阳的则称东窑。唐代盛行厚葬，不仅是大官贵族，百姓也如此，已形成一股风气。
唐三彩种类很多人物、动物、碗盘、水器、酒器、文具、家具、房屋，甚至装骨灰的壶坛等等。大致上较为人喜爱的是马俑，有的扬足飞奔，有的徘徊伫立，有的引颈嘶 ，均表现出栩栩如生的故种姿态。至於人物造型有妇女、文官、武将、胡俑、天王，根据人物的社会地位和等级，刻画出不同的性格和特徵;贵妇面部丰圆，梳成各式发髻，穿著色彩鲜艳的服装，文官彬彬有礼，武士刚烈勇猛，胡俑高 深目、天王怒目威武、雄壮气概，足为我国古代雕塑的典范精品。
五代十国时期的陶瓷文化
唐代经过安史之乱，国势日衰，唐灭元之後五十年里，面临分裂的局面，北方由後梁、後唐、後汉、後晋、後周，五个朝代先後统治黄河流域。南方各地存在著前蜀、吴、≥、吴越、楚、南汉、荆南、後蜀、南唐、北汉等许多政权，历史上称为五代十国。
柴窑
这个时期较为有名的是後周世宗的柴窑，以天青色为主，世宗评为「雨过天晴云破处、者般颜色作将来」，所以有「雨过天晴青」的美称。陶路上记载「青如天、明如镜、薄如纸、声如磬」，可略知其制作精美。
秘色窑
越窑到了五代，一度成为吴越王钱氏的御用器皿，臣庶不得享用，因此当时又称为「秘色窑」，皆属於青瓷的制造。
宋朝时期的陶瓷文化—集瓷器之大成
後周赵匡胤夺取政权，建立宋朝定都开封，历史上称为北宋。宋代的陶瓷氏我国的鼎盛时期，「宋瓷」也是闻名世界。定窑、汝窑、官窑、哥窑、钧窑为五大名窑，形制优美，高雅凝重，不但超越前人的成就，即使後人仿制也少能匹敌。
定窑
定窑又称粉定，定窑在今河北省曲阳县的灵山镇，古名定州，所以称定窑，是继唐代邢窑之後，生产白瓷最好的窑。
定窑釉分北定、南定，宋室南迁之後，一部份到了景德镇，一部份到了吉州，称为南定。在景德生产的釉色似粉，又称粉定。定窑还有如柿子般颜色的红定、紫色的紫定、黑色的黑定等等。
一般的装饰手法有划花、印花、雕花等各种图案包罗万象，其制作细腻精致、线条流畅、胎质坚细、呈乳白或象牙色，以碗盘较多，胎薄而圆正。为避免烧制变形，多采覆烧，再镶以金属作缘。
汝窑
汝窑在河南省临汝县，是北方第一个著名的青瓷窑，烧制御用宫中之器，时间很短，数量也少。器型简单，但釉色温润柔和，在半无光状态下有如羊脂玉，并截取定窑、越窑的装饰技法，形成独特的艺术风格。
晚期在临汝县烧造的称为临汝窑，其中有「奉华」二字的是宋高宗刘妃的堂号，也有人称是後人补刻的。
钧窑
钧窑在河南省禹县，古代称为钧台，明代称钧州，所以命名为钧窑，传世不多，评价慎高。
钧窑创始於唐代，历经宋、金至元代，胎质细腻，釉色华丽夺目、种类之多不胜枚举;有玫瑰紫、海棠红、茄子紫、天蓝、胭脂、朱砂、火 红，还有窑变。器型以碗盘为多，但以花盆最为出色。
器物底部刻有一到十的号数，相传一、三、五、单数为红色，二、四、六复数为青色，但也有人说是数字越小器型越大，只是窑工为方便辨认而作的记号罢了。
官窑
官窑是在宋大观及政和年间於汴凉所造，青瓷釉色晶莹惕透，有开裂或呈冰片状，粉青紫口铁定是其特色。
宋室南移在凤凰山下设立官窑，又称修内司官窑或内窑，郊坛下设立的郊坛下官窑，器形较多，有直径大过一尺的大型产品。
哥窑
哥窑创使者为浙江省处州的章氏兄弟，哥哥章生一所烧者为「哥窑」，弟弟章生二所烧者为「弟窑」，又名龙泉窑或章窑。
哥窑主要特徵是釉面裂纹开片，这种裂痕是由於釉与胎的收缩率大小的不同有的称为鱼子纹蟹爪纹，也有的称为百集碎。釉色有粉青、米色，釉中出现大小气泡，瓷胎呈黑褐色，口缘显出一道褐色边称为「紫口铁足」。
龙泉窑
龙泉窑釉色苍翠，北宋时多粉青色，南宋时呈葱青色，没有开片在器皿转折处，往往露胎呈现胎色，瓷釉厚润，装饰上很少刻花、划花，而流行用贴花、浮雕，例如在盘中常堆贴出双鱼图案，在瓶身上贴出缠枝牡丹图案。
宋代瓷业鼎盛，除上述五大名窑外，山西省平阳的平阳窑、陕西省耀州的耀州窑，福建省建安的建窑，江西省吉州的吉州窑，也都烧制相当好的瓷器。
磁州窑在今河北省磁县，是华北大窑业中心，很受日本重视，历代都有大量的瓷器销往日本，日本人也把瓷器叫磁器，是有其原因的。
元朝时期陶瓷文化
元代入主中原九十一年，瓷业较宋代为衰落，然而这时期也有新的发展，如青花和釉里红的兴起，彩瓷大量的流行，白瓷成为瓷器的主流，釉色白 泛青，带动以後明清两代的瓷器发展，得到很高的成就。
枢府窑
元代在景德镇设计官窑，制作精美，装饰花纹中常有「枢府」二字，因而又称枢府窑，景德镇渐形成全国瓷器制造中心也是从元代开始。
青花
青花是在白瓷上用钴料画成图案烧制而成，只用一种蓝色，但颜料的浓淡、层次，都可以呈现出极其丰富多样的艺术效果。青花简朴而又华美，既复杂又统一，如同蓝印花布一样，具有质朴、淳厚、典雅的特色，成为瓷器中的主要品种。
釉红
釉红是以氧化代替钴料，做法与青花属釉下彩绘，由於还原成雪红色，釉透红，故名釉红，元代继钧窑之後所出现的另一种红色表现方法，烧成不易，是烧制瓷器较难的一种，往往呈灰红色或暗褐色，相当不稳定，产量不多，传世更少。
明朝时期陶瓷文化
我国的陶艺发展到了明代又进入一个新的旅程，明代以前的瓷器以青瓷为主，而明代之後以白瓷为主特别是青花、五彩成明代白瓷的主要产品，而景德镇更成为主要的窑厂，规模最大，一直延续明清两代五、六百年而不衰，描写当时盛况为「昼间白烟掩空，夜间红焰烧天」。
永乐轩德时期为青花瓷器的早期，虽然比不上甜白、脱胎的精致，但由於苏泥渤青钴料的输入使用，使这时期的青花大放异彩;画工的艺术修养很高，利用青料的散晕，作末骨花卉的笔法，产生水墨的趣味;有的利用线条上不同浓淡，产生活泼的变化，显得更为生动有力。元代以来回教的输入也给此时带来丰富的图案，加上中国绘画的运用，布局内容清晰明朗，感觉出他的雄浑古朴。
成化、正德为青花瓷的中期，此时苏泥渤青已用完，改用平等青，色淡比不上苏青的浓郁，更无散晕水墨效果，所以另外朝著加彩或细致的表现方面发展，绘画手法力求精练，细描匀染，加上白瓷薄胎，达到精致的目标。
嘉靖、万历年间为青花瓷之晚期，回青的使用，给嘉靖诸窑带来盛况，色彩浓艳而强烈。此时产量较大，并由荷兰船运往欧洲。
万历年间有名的五彩、斗彩、成为後世彩瓷发展的基础，甚至日本伊万里古瓷也是根据这时期的斗彩发展出来，「万历彩」也就在史上成名。同时又有红地黄彩、蓝地黄花、红地青花、黄地青花五彩、描红等等各式彩磁及前代各窑之大成，图案更是千变万化、增加许多。
明代开始，窑址都趋於集中在景德镇，无论官窑或民窑都偏向於彩绘瓷器，宋瓷前都以单色釉为主，而明代後走入了彩绘世界，瓷胎也趋向薄、细、白的 求，在坯身上记住款式也从此开始，年代、堂号、人名都有，使研究考据有更确实的辨认。
青花釉红
青花釉红的搭配相植，也制造出一些创新的作品。
斗彩
成化瓷采用斗彩，先用青花料描出轮廓，釉烧之後，再加上釉上彩，填入五色，增加艳丽，极为有名，成为後世争相仿制的对象。正德年间采用回青，淡而暗，胎质也欠洁白较不如成化碗盘之类较多，渣斗是其独特的地方。
清朝时期陶瓷文化
清朝中国瓷器可谓登峰造极。数千年的经验，加上景德镇的天然原料，督陶官的管理，清朝初年的康熙、雍正、乾隆三代，因政治安定，经济繁荣，皇帝重视，瓷器的成就也非常卓越，皇帝的爱好与提倡，使得清初的瓷器制作技术高超，装饰精细华美，成就不凡，是悠久的中国陶瓷史上最光耀灿烂。
清代陶瓷生产，除以景德镇的官窑为中心外，各地民窑都极为昌盛兴隆，并得到很大的成就，尤其西风渐进，陶瓷外销，西洋原料及技术的传入，受到外来影响，使陶瓷业更为丰富而多采多姿，也由於量产及仿制成风，画院追求工细纤巧，虽有惊人之作，但少创意而流於匠气。
福建省德化白瓷，莹白而带透明感，生产佛像相当有名。清代中期，外销陶瓷发展出来的广彩，艳丽照人。
粉彩
雍正时期则以粉彩最有成就，粉彩主要特徵是用色调柔和淡雅，比例精细工整，故又称「软彩」;采用白粉扑底成立体状再加色彩，并染成浓淡明暗层次，清新透彻，温润平实，深具工笔花鸟之意味及浓厚的装饰性。
珐琅彩
乾隆时期继承前清二朝风气，产生不少秀丽精巧作品，而後则不惜资本，追求创意，综合各种工艺技法，运用在陶瓷之上，仿其他各种素材的产品也很多。在彩绘上最大的成就就是珐琅彩，最早采用进口的颜料烧制，所以也称「洋彩」。
珐琅彩所用的材料，色择晶莹，质地凝厚，用作装饰，花纹有微凸堆之感。景德镇瓷胎运到宫廷，命画院化工加以彩绘，多属「内廷秘玩，所以装饰画法极为精细，追求华美艳丽，狻具宫廷气息，加上宫中的「古月轩」作款式，全属内府，成为有名的古月轩瓷。
紫砂
宜兴紫砂到清代产量更大，名家辈出，除宜兴壶的制造外，日常各式用品如碗盘、花瓶、花盆等都有，保持胎本色、古意盎然、各种色陶也都具有创意。
织金
「织金」就是用金线沟边再填彩，相当具有特色，采用景德白胚在广州加彩出口，也一直延传到今天。
黑瓷
山东博山的黑瓷，是北方农家流行的生活用品。
石湾塑
广西石湾塑造人物近年来很受重视，釉色变化万千，栩栩如生，尤其以故事人物，表情生动有力又具趣味，为收藏家喜好。
中国现代陶艺
从古到今，尽管世界各民族对美的鉴赏千差万别，但是，却都能以某种方式获得对美的享受。远在九千多年前，中国先民在从事渔猎、农业生产活动的同时，不但开始可最原始的建筑活动，并且随着火的发明和使用，在改造大自然的长期劳动实践中，伴随着无数次时间与成功的体验，开始制造和使用成为中国古文化之一的艺术创造物陶器，并揭开了人类发展史上的“新石器时代”。
尽管因时代、地区或民族的差异，由于其他条件的种种影响，陶器的形式、风格发生过多样变化，也各自产生了很多特点，但却都表达着自己的时代精神，而这种精神在新石器时代首先表现在陶器的器形与纹饰和质地的感觉上。新石器时代中期中国制陶业取得的最大成就就是彩陶艺术，各个地区文化彼此影响、相互交流、或继承发展，再中国历史长河中形成了共同又丰富多彩的艺术风格。
美来自于生活，制陶者正是从表现生活的角度，有寓意地，间接表现了人的思想和感情，或直接描绘了现实生活的风俗和风貌。以彩陶为文化的仰韶文化之后，以山东为中心的龙山文化的另一类文化遗存方式出现。这个时期制陶业的突出成就就是黑陶艺术。龙山文化灰陶器面，不求无益的崇饰。全凭器体自身的黑色取胜，它以“通体漆黑”闪闪发亮为最佳境界，器体有时略加点缀凹凸璇纹或镂孔与塑造烧制结合，体现出一种单纯的质朴美。
进入商代，模仿同时期青铜器纹样与器型的白陶出现了，在当时它是比青铜器更为豪华的工艺，器形几乎全是礼器。尤其富有特点的是波状雷纹、勾连雷纹和一种怪异人形云雷纹。是人类文化上罕见的工艺美术品。商周时期的制陶工艺没有显著的进步，艺术性也没有多少发展，从战国时期开始，我国进入了漫长的封建社会。空心砖的生产是战国陶工的一项重要创造。
由于我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土地广袤，各地因地理位置或其它因素的不同而陶瓷用品也有很大差别，从质地来看，我国东南海沿海一带的百越地区，盛行灰陶、印纹硬陶和原始陶器，而其它地区则以泥质灰陶为主，夹砂陶次之。在日用陶器中，主要是泥制灰陶。灰陶的陶土含有一定的砂粒，烧成温度高，陶质坚硬，多呈灰色或黑灰色。与此同时，在长江下游的地区和珠江流域的广东、广西等地区普遍使用着印纹硬陶。但由于印纹硬陶质地粗糙，不宜作饮食器皿，故极大多数是容器。“六王毕，四海一”。
秦汉时期也是我国陶瓷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时期。秦代陶俑以其完美的艺术形式，生动逼真的神态，深刻揭示了各种人物的内心世界，不仅表明了我雕塑艺术现实主义传统的久远和我国古代制陶水平之高，并且还为世人展示了中华民族深沉雄大的民族风格。
在彩绘风格方面，汉代彩绘陶一改战国彩绘陶流丽生动，热烈奔放之作风，转而崇尚凝重精雅的神韵。画面铺天盖地，色彩富丽绚烂。到了唐代经济的繁荣发展，政治的长期稳定和民族意志的高昂，是唐代的各个方面无不空前的繁荣和提高，陶瓷艺术最能表达这种盛唐气象的就是唐三彩釉陶。三彩陶俑和三彩陶器，就是制造它的那个时代的艺术记录和唐人生活情趣的风情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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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是世界上几个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之一，对人类社会的进步与发展做出了许多重大贡献。在陶瓷技术与艺术上所取得的成就，尤其具有特殊重要意义。在中国，制陶技艺的产生可追溯到纪元前4500年至前2500年的时代，可以说，中华民族发展史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陶瓷发展史，中国人在科学技术上的成果以及对美的追求与塑造，在许多方面都是通过陶瓷制作来体现的，并形成各时代非常典型的技术与艺术特征。
早在欧洲掌握制瓷技术之前一千多年，中国已能制造出相当精美的瓷器。从我国陶瓷发展史来看，一般是把“陶瓷”这个名词一分为二，为陶和瓷两大类。通常把胎体没有致密烧结的粘土和瓷石制品，不论是有色还是白色，统称为陶器。其中把烧造温度较高，烧结程度较好的那一部分分称为“硬陶”，把施釉的一种称为“釉陶”。相对来说，经过高温烧成、胎体烧结程度较为致密、釉色品质优良的粘土或瓷石制品称为“瓷器”。对中国传统陶瓷的发展，经历过一个相当漫长的历史时期，种类繁杂，工艺特殊，所以，对中国传统陶瓷的分类除考虑技术上的硬性指标外，还需要综合考虑历来传统的习惯分类方法，结合古今科技认识上的变化，才能更为有效地得出归类结论。
从传说中的黄帝尧舜及至夏朝（约公元前21世纪——公元前16世纪），是以彩陶来标志其发展的。其中有较为典型的仰韶文化、以及在甘肃发现的稍晚的马家窑与齐家文化等等，解放后在西安半坡史前遗址出土了大量制作精美的彩陶器，令人叹为观止。相传尧传天下于舜，舜传天下于夏禹，禹则传给其子，开始了所谓的“家天下”。夏传至桀，暴虐无道，商汤将之放遂，自立为帝，所以以征讨得天下者，自汤开始。商得天下后统治达六百余年（约公元前16世纪——公元前11世纪前后），一直到纣王。后被武王征伐，纣王自杀，于是天下归于周。周朝的统治时期大致在公元前11世纪至公元前221年，事实上的有效统治在公元前771年就已结束。公元前475年——公元前221年称为战国时期，至公元前221年，秦朝崛起，大一统之中国开始，但秦王朝只持续到公前206年，就被汉朝所取代。在这千数百年间，除日用餐饮器皿之外，祭祀礼仪所用之物也大为发展。
从公元前206年至公元220年之间的汉朝，艺术家和工匠们的创作材料不再以玉器和金属为主，陶器受到了更为确切的重视。在这一时期，烧造技艺有所发展，较为坚致的釉陶普遍出现，汉字中开始出现“瓷”字。同时，通过新疆、波斯至叙利亚的通商路线，中国与罗马帝国开始交往，促使东西方文化往来交流，从此一时期的陶瓷器物中也可以看出外来影响的端倪。佛教也至此时传入我国。
六朝时期（公元220年——581年），迅速兴起的佛教艺术对陶瓷也产生了相应的影响，在此季作品造型上留有明显痕迹。公元581年隋朝夺取了权力，结束了长期的南北分裂局面，但它只统治到公元618年就被唐所取代。
唐代（公元618年至公元970年）被分认为是中国艺术史上的一个伟大时期。陶瓷的工艺技术改进巨大，许多精细瓷器品种大量出现，即使用当今的技术鉴测标准来衡量，它们也算得上是真正的优质瓷器。唐末大乱，英雄竟起，接踵而来的是一个朝代争夺局面，即五代，这种局面一直持续到公元960年。连年战乱中却出现了一个陶瓷新品种——柴窑瓷，质地之优被广为传颂，但传世者极为罕见。
陶瓷业至宋代（公元960——1279年）得到了蓬勃发展，并开始对欧洲及南洋诸国大量输出。以钧、汝、官、哥、定为代表的众多有各自特色的名窑在全国各地兴起，产品在色品种日趋丰富。由于东北的（辽）契丹族和（金）女真族的入侵，宋的统治者被迫南迁，再后则被蒙古族所灭。公元1280年，元朝建立，枢府窑出现，景德镇开始成为中国陶瓷产业中心，其名声远扬世界各地。景德镇生产的白瓷与釉下蓝色纹饰形成鲜明对比，青花瓷自此起兴文化在以后的各个历史时期也一直深受人们的喜爱。
明朝统治从1368年开始，直到1644年。这一时期，景德镇的陶瓷制造业在世界上是绝对最好的，在工艺技术和艺术水平上独占突出地位，尤其是青花瓷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此外，福建的德化窑、浙江的龙泉窑、河北的磁州窑也都以各自风格迥异的优质陶瓷蜚声于世。随着明朝最后一个皇帝的自杀身亡，公元1644年李自成率领农民起义军攻入北京。从吴三桂召满清大军入关到1911年清室覆灭，满清统治垂二百余年。其中康熙、雍正、乾隆三代被认为是整个清朝统治下陶瓷业最为辉煌的时期，工艺技术较为复杂的产品多有出现，各种颜色釉及釉上彩异常丰富。到清代晚期，政府腐败，国运衰落，人民贫困，中国的陶瓷制造业日趋退化。
民国成立以后，各地相继成立了一些陶瓷研究机构，但产品除沿袭前代以外，就是简单照搬一些外国的设计，毫无发展可言。民国初，军阀袁世凯企图复辟帝制，曾特制了一批“洪宪”年号款识的瓷器，这批瓷器在技术上不可谓不精，以粉彩为主，风格老旧。由于内战频仍，外国入侵，民不聊生，整个陶瓷工业也全面败落，直到新中国建立以前，未出现过让世人注目的产品。
陶的发展史
陶器是指以粘土为胎，经过手捏、轮制、模塑等方法加工成型后，在800－900度左右的高温下焙烧而成的物品，品种有灰陶、红陶、白陶、彩陶和黑陶等。具有浓厚的生活气息和独特的艺术风格。早在商代，就已出现釉陶和初具瓷器性质的硬釉陶。陶器的表现内容多种多样，动物、楼阁以及日常生活用器无不涉及。陶器的发明是人类文明的重要进程－－是人类第一次利用天然物，按照自己的意志创造出来的一种崭新的东西。从河北省阳原县泥河湾地区发现的旧石器时代晚期的陶片来看，在中国陶器的产生距今已有11700多年的悠久历史。
陶器的发展历程
中国陶瓷的蒙昧时期（约1万年前—约公元前13世纪）
陶器的诞生最直接的原因是火的使用。大约在170万年至70万年前的元谋人时代就开始用火了，被焙烧的土地或粘土会变得坚硬，这给了原始先民以灵感，由此而发现了陶器。马克思在《摩尔根“古代社会”一书摘要》中认为，制陶术的发明“在某种程度上控制了食物的来源，从而开始过定居生活”。据传在炎帝神农氏时代，人们还发明了制陶技术。《周书》记载：“神农耕而作陶。”陶器的发明，揭开了人类利用自然、改造自然、与自然作斗争的崭新的一页，是人类社会发展史上一项技术革命。虽然远古陶器原料粗糙、造型简单、烧成温度偏低，但这毕竟是人类利用化学变化制造器物的尝试，它的发明，大大地改进了原始先人的生活质量。
在漫长的中国陶瓷发展历程上，这时的陶器制造还处于一个蒙昧时期，尽管它是那样的五光十色，那样的绚丽多姿，但相对精美的瓷器制造工艺而言，一直处于懵懵懂懂的初级阶段。自上世纪七十年代以来，我国考古发现了大量早期制陶遗迹，如距今约10000年新石器时代早期的江西万年县仙人洞陶罐、广西桂林甑皮岩残灰陶片、河北徐水县南庄头遗址发现的陶器碎片。此外还有8000多年前的磁山文化的红陶、7000多年前的仰韶文化的彩陶、6000多年前的大汶口的黑陶等。让人感到百思不得其解的是，4000多年前龙山文化薄如卵毂的蛋壳黑陶，至今无法仿造出来。先民用神奇的双手，借助天地间的圣火烧制黑陶，再一次有力地印证了华夏文明的演进和传承。中国传统文化强调连续性和统一性，可中国各地的考古证明，各地区往往都有自己独特的传统，有自己的文化源头。
我曾前后实地考察过河姆渡遗址、半坡遗址、大溪遗址、仰韶遗址、马家窑遗址、龙山遗址、大汶口遗址、良渚遗址、红山遗址、三星堆遗址以及西藏、新疆、青海等广大地区的新石器文化遗存，并对其进行了大量比较鉴别。陶器的发明并不是某一个地区或某一个部落古代先民的专利品，任何一个古代农业部落和人群，在长期的生活实践中，都能在各自独立的环境中创造出来，欧洲已发现二三万前的陶器。我所见到的这些文化遗存，可以说都是当地土生土长的土著文化，而决不是所谓“中国文明西来说”，不是中国史前文化只是仰韶彩陶文化和龙山黑陶文化的概念，也不是在近代中国史学界占主导地位的“中华文明起源于中原而后光被四夷”的观点。“文明西来”的可能性是不存在的，虽然已知欧洲制陶历史早于中国，但要从欧洲流传过来，几乎没有可能性。当年发现马家窑文化的瑞典人安特生曾宣扬此说，但到了晚年也彻底改变了这种看法。中国地域辽阔，自然环境差异很大，高山、大川、森林、沙漠等造成阻隔，不同地区形成不同文化的特点，导致中华文明起源是多元的，但在不断发展的过程中，取长补短，相互融合，丰富内涵，最终逐步走向一体化，成为大中华的主流文化，这犹如无数条涓涓细流最终汇入浩瀚的长江、黄河一样。
陶器制造和使用是人类文明的进步，相对以后发明创造的瓷器而言，它似乎处于一个孕育时期。人们仔细鉴赏这一时期的灰陶、彩陶、黑陶、白陶等，从中可以汲取智慧，诱发灵感，激扬豪情与自信，在精神上获得巨大享受。
中国陶瓷的萌芽时期（约公元前13世纪—公元1世纪）
中国瓷器经过古陶器漫长的孕育，终于在希望的原野上萌芽。大约在夏商之际，原始瓷器发轫于赣、浙一带。商代中晚期的“原始青瓷”已经像模像样了，它可能为我国瓷器的鼻祖，属于瓷器的萌芽时期，这为瓷器的发明创造了一个重要条件。尽管在山西夏县东下冯遗址发现了距今4000多年前的原始瓷，但那只是偶然的现象，还不具有普遍的意义。
当商代冶炼青铜的炉火在神州大地闪烁以后，陶艺的光彩就日趋黯淡。此时，原始青瓷终于横空出世，光耀神州。瓷器生产要具备下列条件：1、瓷土须是高岭土；2、要有玻璃质感的釉色；3、通常烧制的温度在1200～1300℃。与陶器相比，瓷器具有质地坚硬和清洁美观的优点，敲击声清脆悦耳。当中原国家大规模铸造精美的大型礼器以祭祀冥冥之中的神明时，越人却用珍贵的青铜铸造工具、农具和兵器，脚踏实地面对现实，努力务实地发展经济，将“耕战”视为国家事务的重中之重。越人依山势建造龙窑，提高了窑炉温度。采用泥条盘筑法为成型工艺，在原始瓷器上施薄薄的青黄色釉，又因釉中含铁，瓷器呈青绿色，故名青瓷。
去年春天，我在江西考察古窑遗址时，同行的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樊昌生先生告诉我：商代最大的窑场已在鹰潭市童家镇角山被发现，据专家对原始青瓷测试数据表明，它和近现代瓷器没有什么区别，遗址面积3万余平方米，已揭露400平方米，发现馒头窑和龙窑炉近10座，先后出土完整和已修复器物570余件，器形有鼎、壶、尊、豆、碗、瓮等，流行圜底器、三足器和非常少见的平底器。装饰纹样最多的是云雷纹、方格纹、叶脉纹、弦纹等。我在浙江湖州考察时见过商晚期原始青瓷，在德清看到春秋战国时期大量原始青瓷的碎片。在萧山、诸暨、绍兴交界处考察印象特别深刻，那里有质量很高的原始青瓷，春秋时期这里好似今天的经济开发区：烟囱林立，作坊满地，窑场遍布，是当时手工业制陶和交易的中心，这为越国赢得巨大的利润，也为最终越人击败吴国，作好了财力上的准备。春秋战国时代的原始青瓷，比以前规范，胎泥精选，釉料配制，拉坯由手工盘条改进为轮制，器型纹饰部分借鉴青铜工艺渐趋美化。这证明长江流域、南方地区在商代同样有发达的文明。
秦汉之际的原始青瓷技术从理论上讲应该不断前进，但事实却出现了大倒退。战国末年空前的征战，引发社会动乱，导致原始青瓷技术发展的停顿，甚至中断。秦汉的原始瓷好像完全是另起炉灶的，看不到直接的传承关系，故只能称之为“釉陶”。但是原始瓷在越国故地复兴，又似乎说明原始瓷的工艺传统和影响并未完全断绝。秦汉的原始瓷以仿铜礼器的鼎、盒、壶、钟为常见，很少发现战国时盛行的碗、钵、盘、盅等一类的饮食器。装饰的纹样以弦纹、水波纹、云气纹等为主，甚至完全不用战国时常用的S纹等装饰。
汉代由于社会稳定，农业、手工业发展较快，厚葬风气在民间普遍盛行，从墓葬出土来看，器物还是沿袭仿造青铜礼器随葬的旧俗。西汉晚期烧制大量的日常生活用品，以盘、罐、碗、耳杯等为主，同时出现了屋、仓、猪栏、羊舍、牛羊鸡犬等明器和瓷塑。我们在浙江汉代龙窑遗址里，可以清楚地看到原始瓷向瓷器演进的整个过程，青瓷终于随着社会进步从萌芽走向成熟，这是历史的必然。
中国陶瓷的建制时期（约公元2世纪—约公元6世纪）
凝聚着古越人智慧结晶的龙窑技术及其产品在浙江大地上日臻完善，在经历战国秦汉数百年的动荡与停滞以后，东汉晚期以上虞小仙坛窑址为代表的宁绍平原东部地区，终于率先烧制出成熟瓷器，瓷器完成了历史上的“隶变”，这是中国陶瓷史上的里程碑，中国瓷器从此走进了建章立制的伟大新时代。中国是陶瓷的故乡，“China”迈向世界，成为中国的代名词。
从上虞县小仙坛东汉晚期窑址出土的青瓷，质地细密，透光性好，吸水率低，系用1260～1310℃高温烧成；器表通体施釉，胎釉结合得相当牢固；釉层透明，莹润光泽，清澈淡雅，秀丽美观。越人率先奏响了成熟瓷器诞生的前奏曲，并最终成就了青瓷的发明创造。这件影响人类文明进程的重大事件在浙江完成，是越人智慧、创造力的表现，也是中华民族对世界物质文明的伟大贡献。
瓷器比陶器坚固耐用，清洁美观，造价低廉；原料分布极广，蕴藏丰富，容易推广烧制。瓷器这一新生事物如雨后春笋，以顽强的生命力在中华大地茁壮成长。东起东南沿海的江、浙、闽、赣，西达长江中上游的两湖、四川都相继设立瓷窑，分别烧制具有地方特色的瓷器。南方的越窑、瓯窑、婺州窑、德清窑等窑炉林立，争奇斗艳，出现空前繁荣的景象。其中以越窑发展最快，窑场分布最广，瓷器质量最高，器型更趋完备，成为引领瓷器潮流的带头羊。
瓷器到了三国时，吴国统治者盛行以青瓷陪葬。对平民百姓来说，价廉物美的随葬器皿莫过于陶瓷制品。厚葬之风对制瓷业的刺激作用是可以想见的，更促使青瓷制作技艺提高。魏晋南北朝是我国瓷器生产跃进时期，晋代首次出现了中国文字史上的“瓷”字，“晋瓷”不仅数量多，而且器型更加丰富多彩。青瓷制瓷区域也由南及北推进，特别是北方山东淄博窑在北齐时期已生产优质青瓷。我到淄博窑考察过，那里的青瓷无论是造型，还是釉色都是仿造南方越窑的。青瓷一统天下，烧制的地域进一步扩大，但此时也有少量的黑釉瓷和白釉瓷被发现。这个时期，社会动荡，战乱不断，民族的融合及佛教文化的传入，促使陶瓷艺术风格的多样化。
青瓷、白瓷、黑瓷的相继出现，标志着中国瓷器建制已大功告成。北方制瓷手工业的迅速发展，尤其是白瓷的出现，为制瓷业开辟了一条广阔的道路。从出土文物看来，白瓷最早出现于北朝的北齐，迄今发现最早的白瓷是北齐武平六年(575年)范粹墓的白瓷。隋大业四年(608年)的李静训墓，也出土了一批白瓷器，胎质洁白，釉面光润，其中的龙柄双边瓶和白瓷龙柄鸡头壶为最精。有了白瓷，才可能有影青、青花、釉里红，才可能有斗彩、五彩、粉彩等琳琅满目、色彩缤纷的彩瓷。黑瓷的原产地在浙江德清，我前年在遗址考察时还拾得春秋时代的褐黑釉瓷片，可见黑釉瓷产生也有漫长的孕育发展过程。东晋之后，北方也开始烧制黑瓷。河北平山县北齐崔昂墓出土的一件黑釉四系缸，标志着北齐时期已经出现了比较成熟的黑瓷。这一切都为唐宋北方名窑的普遍出现打下坚实基础，也是唐宋瓷业高峰时期到来的序曲。
中国陶瓷的高峰时期（公元618年—公元1270年）
唐宗宋祖，一代天骄。盛唐揭开了中国古代最为灿烂夺目的篇章，一种为国立功的荣誉感和英雄主义弥漫在社会氛围中。文人也出入边塞，习武知兵，当时著名诗人很少没有亲历过大漠苦寒、兵刀弓马的生涯。这与欧洲文艺复兴时代的文武全才、生活浪漫的巨人们非常相似。到了唐玄宗时李白那种豪迈气度，依旧跃然纸上，这就是大唐气象。陶瓷进入了唐代，才蜕变到成熟的境界，跨入真正意义上的中国瓷器高峰时代。奔腾的骏马，“沙漠之舟”骆驼，肥硕的仕女俑，雄健的武士俑等，色彩艳丽的唐三彩成为唐代陶瓷工业繁荣的标志。唐代商贸极度繁荣，使得铜钱不敷应用，为了聚铜制钱，朝廷诏谕天下禁用铜器。瓷器使用越来越广泛，加上茶道盛行，茶具需求量大增，也引起了统治者的高度重视，唐武德四年（公元621年），唐高祖下诏“制器进御”，同时派官员前来管理烧制瓷品，销行全国。
盛唐时期，形成了“南青北白”的格局。在南方专门烧制青瓷的越窑，聪明的工匠试制出了一种特殊的瓷器，瓷胎轻薄致密，釉层晶莹细润，在入窑前还要在匣钵上加以特殊处理，最终烧成了润泽如玉、清亮似水的“千峰翠色”秘色瓷！北方以“白如雪”为代表的邢窑生产的白瓷，瓷胎、瓷釉白度都很高，叩之发出金石之声。四川等地也烧制白瓷，唐代大诗人杜甫晚年生活在成都，他就写过一首脍炙人口的《又于韦处乞大邑瓷碗》，诗云∶“大邑烧瓷轻且坚，扣如哀玉锦城传；君家白碗胜霜雪，急送茅斋也可怜。”杜甫将距成都不远的大邑白瓷描绘得细致确切。黑、黄、花瓷及绞胎瓷器烧造成功，以长沙窑为代表的彩瓷、巩县青花瓷的出现，寿州窑黄釉瓷的烧制，打破了“南青北白”比较简单的抗衡。从唐末五代开始，中国瓷器史上出现了名窑林立的鼎盛局面。
公元960年，赵匡胤被部将拥戴为皇帝，建号宋，从此结束了五代十国的分裂割据，百姓得以休养生息，社会比较稳定，促进生产的恢复和社会进步，但盛唐时期那种雄健尚武的精神逐渐丧失。贵族出身的赵氏皇帝文化素养极高，喜欢素雅娴静的釉色，成为当时社会的主色调。两宋时期官窑制度确立， “五大名窑”即官窑、汝窑、哥窑、定窑、钧窑等各领风骚。官窑的瓷器形成了不同于民窑器物的艺术风格。这标志着中国瓷器制作达到了空前的高峰。
宋朝是中国科技、文学和艺术高度发达的时期，陶瓷业蓬勃发展，瓷窑遍布全国各地，地方风格浓郁。宋瓷的美学风格，近于沉静素雅，钧瓷虽灿如晚霞，但也不像唐三彩的热烈华丽。宋瓷所创造的新的美学境界，不仅重视釉色之美，而且更追求釉色质地之美。宋代统治者为从根本上摧毁吴越国的政治基础，将生产秘色瓷的上林湖窑工征调到北方，从而加强技术力量，使北方诸窑兴旺发达起来。秘色瓷曾经是中国陶瓷史上登峰造极的佼佼者，却伴随着唐王朝的衰落而沉寂了。
元佑七年（公元1092年），宫廷专职文物保管员吕大临编撰《考古图》，所收铜器210件，玉器13件。书中绘制器形图，还记录器物的尺寸、铭文等供人们研究。从此文物鉴定与学术研究融合一起，这在宋以前是没有的。这种著录在文物鉴定史上是一种创举，为后世文物研究开了先河，也为瓷器全面仿制先秦礼器奠定了基础。
宋代还出现了“六大窑系”即指北方的定窑系、钧窑系、耀州窑系、磁州窑系和南方的龙泉青瓷窑系、景德镇青白瓷窑系，此外还有著名的建窑、吉州窑、潮州窑、繁昌窑等。窑系的形成是我国古代各地制瓷工匠互相学习、不断创新的结果，也是制瓷工艺在传播过程中，受各地不同的自然条件、生活习俗的影响应运而生的产物。同时因为竞争，一种瓷器在市场上受到欢迎，会导致邻近瓷窑的相继仿制，继之就是瓷窑的增加与窑场的扩大，形成瓷窑体系。此时不同的窑口的瓷器有各自不同的独特风格，百花齐放，推陈出新。
南宋时为应付宫廷、官府的需要，开始生产一种富有诗意的名称叫梅子青、粉青釉的龙泉瓷器。龙泉窑迅速发展，除了龙泉地区自然条件的优越，还因入金以后，北方瓷业衰落，南宋立国水乡、海隅，水上交通发达，有利于商业、贸易的发展。南宋政府又以发展海外贸易为国策，宋宁宗嘉定十二年（1219年）为防金银外流，“命有司止以绢布、锦绮、瓷器之属博易”（《宋史·食货志》），这更刺激了瓷器的出口。龙泉青瓷在东亚和东南亚及东非、阿拉伯诸国都是很受欢迎的商品，这种情况到了元代仍有盛无衰。有海外市场的支持，终于迅速发展为一个窑场众多的庞大窑系。
同宋并列的辽金，是我国契丹族与女真族在北方建立的地方政权。辽代的制瓷业主要是由战争中俘获来的汉人发展起来的。据《辽史》记载，从太祖至世宗多次对定州等地进行掠夺。定州是定窑所在地。离定州不远的邢窑一带60多年之中发生战祸28起，《资治通鉴》对此有较详细的记载。辽金制瓷的工匠，大多是来源于中原的磁窑镇和定窑。辽金的瓷窑，已知的有赤峰缸瓦窑等7处之多，辽金的瓷业成就主要来自华北地区汉族工匠的创造。
唐代瓷器的输出，主要是作为礼品赏赐来使和馈赠外国王室的，晚唐五代时期才通过贸易渠道出口。唐代越窑、邢窑、长沙窑等瓷器的输出主要靠“丝绸之路”，由新疆到波斯，由波斯抵叙利亚及地中海沿岸各国，同时还通过交州、广州、泉州、扬州四大港口的海路运往国外。宋代我国瓷器运销到外国，出口主要靠海路，如广州、泉州、明州、杭州、密州等港口。在地中海沿岸、东南亚和东亚等国出土大量的中国古代瓷器就是一个很好的见证。宋代制瓷工艺在我国陶瓷史上的最大贡献是为陶瓷美学开辟了一个新的境界。瓷器作品的仪态和风范高贵、典雅，为后世陶瓷业长期模仿，令人赞叹并为之倾倒。
中国陶瓷的“独秀”时期（公元1271—公元1911年）
元帝国的建立，结束了宋、金、西夏对峙的分裂局面，它为明清两代中国封建社会后期大发展奠定了基础。在瓷器发展史上，元代是一个承前启后的重要时期。国内市场的统一，促进了商品经济的繁荣，刺激手工业的进一步发展。元政府重视对外贸易，至元廿一年（1284年）起，政府欲将海外贸易变为官办，禁民间私自贸易，但事实根本无法禁绝，官营和民营的海外贸易都十分发达。意大利人马可波罗在《游记》中说，“元朝瓷器运销到全世界”，可见其外销之广。元代的瓷器生产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发展起来的。
元代在景德镇设“浮梁瓷局”，这是历史上第一个官方瓷业机构，专门负责官府用瓷及官办贸易所需瓷器。瓷局代表朝廷，集中了人才、技术、原材料等多种优势，这对景德镇瓷业的发展是一个有力的促进。明代初期，景德镇设御窑厂，专门烧制官府用瓷。为确保产品的数量和质量，官府把在战乱中失散的工匠又重新集中起来，景德镇制瓷规模空前庞大起来，“工匠来八方，器成天下走”反映了瓷业繁荣的景象。中国制瓷业由宋代“百花齐放”，进入了景德镇窑“一枝独秀”的“独秀”时代，景德镇成为全国制瓷中心，赢得了“瓷都”的桂冠。
景德镇制瓷业在元代进入了一个创新时期。工匠们改进制胎原料，采用了瓷石加高岭土的“二元配方”，提高了烧成温度，减少了器物变形。卵白釉瓷“枢府瓷”驰名天下，闻名遐迩的青花瓷出现后，很快占据了我国瓷器生产的主导地位，另有刚刚问世的釉里红，以及各种单色釉瓷，蓝地白花瓷等，从而结束了元代以前瓷器的单一影青釉和单一刻划花装饰的局面。元青花瓶，最近在国际拍卖市场拍出2.3亿人民币的天价。
青花瓷使中国绘画技巧与制瓷工艺的结合更趋成熟，强烈的中国气派与风格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所谓的青花是指应用钴料在瓷胎上绘画，然后上透明釉，在高温下一次烧成釉下彩瓷器。青花瓷的特点：一是青花发色鲜艳，色彩稳定；二是青花为釉下彩，纹饰永不褪脱；三是我国云南、浙江、江西都有青花的原料出产，也可从波斯进口，供应充沛；四是白地蓝花，明净素雅，中国传统水墨画的效果凸现出来；五是价廉、实用、美观。青花瓷的这些明显优点，以旺盛的生命力迅速发展起来，景德镇出现了空前的繁荣。
明代瓷器生产几乎由景德镇一统天下，各类陶瓷艺术品璀璨生辉。景德镇不仅官窑兴旺，民窑也有很大发展，形成了“官民竞市”的局面，这种竞争促进了瓷业的发展。景德镇已成“天下窑器所聚……万杵之声殷地，炎光烛天，夜令人不能寝”的江南雄镇。永乐、宣德年间的铜红釉和其他单色釉的烧制成功，釉上三彩、五彩、多彩等在工艺上取得了惊人的成就，并研烧出了斗彩瓷。以成化斗彩为代表的彩瓷，是我国制瓷史上的空前杰作，它表明了当时制瓷业高超的技术水平。景德镇将我国瓷器装饰技术推进到一个崭新的阶段。
清初，随着封建政权的相对稳定，社会经济的迅速恢复和发展，顺治二年手工业“匠籍”的废除，国外对中国瓷器的需求量的增加，使景德镇瓷业生产在清代前半期达到复元，代表了整个时代的水平。自康熙十九年御窑厂正式恢复到乾隆中叶，瓷业生产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制瓷技术更趋娴熟精湛，品种尤为丰富多彩。高低温颜色釉“莹润纯全”，珐琅彩、粉彩精细秀雅，特别是康熙青花、五彩、三彩风格别致，雍正墨彩朴素清逸，釉里红发色纯正，鲜艳瑰丽，而乾隆瓷器以奇、巧、新、精取胜，玲珑和瓷雕等工艺瓷巧夺天工。造型精巧、装饰靡丽、瓷质莹润三者兼备，构成了康雍乾三朝瓷业的辉煌成就。此时，景德镇瓷业步入了黄金时代。
潮涨潮落，中国瓷器终于盛极而衰，景德镇瓷业到嘉庆至宣统时期，无可奈何地走向衰败了。特别是让中华民族蒙受屈辱的鸦片战争后，景德镇更是加剧萎缩。去年在纪念景德镇建镇千年时，我与我的老师汪庆正在“探索景德镇千年之功过”对话时，汪老指出：“我们要重振中国瓷业的雄风。我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编《中国陶瓷史》一书时讲过，景德镇是中国的瓷都，但现在各地都在追赶，景德镇要有所作为。目前中国瓷器在世界排名第六、第七位上徘徊，世界各地大饭店根本不用中国瓷器，很多器物只能在国外地摊上卖：无论是工艺、原料都落后了。现在国外用动物骨头做原料，配上瓷土，既白又轻，图案新颖，细腻精美，好的一只盆子值我们一桌青花瓷的钱。我们不能老是吃老祖宗的遗产，老是搞仿古没有出路，总要走进死胡同的。我们必须在实用瓷的开发上下功夫，学习国外的先进技术，夺回国际市场。”
制陶技术是如何发展起来的？
制陶技术的发端是在农业经济发展较早的西亚地区，底格里斯河上游摩苏尔附近的哈松纳发现的公元前5800年左右新石器时代文化层，就有不少手捏陶片。
而属于公元前5000年左右的哈拉夫文化，虽然陶器仍然出自手捏，但表面光滑，有编织纹、网纹、带纹等刻痕装饰；稍后于此的“撒马拉陶器”，已经有了草木、鸟兽纹样的出现，植物图案数量很多，可以看作是农牧经济在艺术作品中的最初反映。发现于幼发拉底河下游著名古城乌尔附近的特尔·阿一乌贝德的文化层，是公元前4000年的遗物，这时已经有了轮制陶器的技术，表面打光，形状多样，图案丰富，是西亚原始陶器的最高水平。图案纹样的特点是多将动物形象作几何化的处理，精美工巧，朴质有力。
中欧陶器
陶瓷建筑的发展史
上海的考古工作者发现了27处古文化遗址，对其中的14处，进行了近30次的科学发掘，面积达11000多平方米。近半个世纪以来，按照年代顺序，马桥遗址、广富林遗址、崧泽遗址和福泉山遗址等古遗址先后发掘，这对于城市文化血脉的寻觅和解密具有直接意义。古文化遗址的发掘，古墓葬的清理，古代陶瓷、铜铁器的发现，炊器、盛储器、食器和酒器等先民日常使用的器物的出土，古代建筑遗存的显露，极其恢弘地展示了上海古代文明的社会风情、生活长卷、起居变迁和文化风骨。
在马桥遗址和崧泽遗址的发掘之初，恐怕难以预料日后会被考古学界公认为两种独特的文化——马桥文化和崧泽文化，这无疑是上海先民对人类文明捧出的两种富有个性的文化类型。在悠悠的考古史上，要以文化类型占有一席之地谈何容易!马桥遗址位于今天的闵行区，在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和60年代中期曾进行过两次颇具文化创意的发掘，90年代前期又进行了第三次开挖。说它是一种新的文化类型，主要是与湖熟文化与良渚文化比较而言。主持过马桥遗址的前两次发掘工作、对上海考古工作作出过重要贡献的黄宣佩先生对马桥文化的文化个性有过深刻的阐述。他指出，马桥中层文化，经过整理研究，发现它与南京湖熟文化显著不同。例如在文化特征中非常重要的烹饪器，在马桥是三实足的陶鼎，使用我国东部地区的传统炊器；而湖熟主要是三袋足的鬲，鬲是黄河中上游地区的常见器。即使是蒸煮器，在马桥也为上甑下鼎，而湖熟是甑鬲的结合。再以两者共有的印纹陶器作分析，器形方面在马桥全是圜底内凹的器底，而湖熟则有较多的平底器；马桥成行的鸭形壶，在湖熟未见，而湖熟常见的一种梯格形的印纹，在马桥属偶见。至于一种类似青铜器的觚、觯、尊、豆等灰陶器，与拍印的各种变形云雷纹，在马桥是主要器形与纹饰之一，而在湖熟不多见。所以马桥中层是一处我国东南地区的古越文化遗存，而湖熟则是古越与中原商周文化结合的另一类文化。以这类文化与在它之前的良渚文化相比，面貌截然不同，如马桥文化陶器以红陶为主，器表普遍拍印绳纹或叶脉纹、篮纹、方格纹和席纹等印纹，而良渚则盛行灰陶和黑衣灰陶。器表大部保持素面，或部分作刻划纹。马桥器形常见圆底内凹，在良渚这类器基本不见。在良渚已有高度发展的制玉工艺，在马桥中则不见。马桥文化的发现与命名，揭开了夏商时代古越的一段历史。当然，马桥文化同中原地区、黄河下游地区和江淮流域存在着不同层面的交往和联系。
从20世纪60年代至90年代中期，崧泽遗址进行了数次发掘，在文化类型上涉及崧泽文化和马家浜文化。后者属于马家浜文化的偏晚阶段，在文化面貌上反映了由今浙北、苏南地区较早阶段的马家浜文化的向东扩展。然而崧泽文化却是具有文化命名意义的独立文化类型。在崧泽遗址上，共清理了135座崧泽文化墓葬。崧泽墓地延续时间长，随葬器物丰富，组合清晰，形式完整，地层学依据充分，崧泽文化各期的文化遗存完备，为崧泽文化的全面分期奠定了坚实的史学、考古学和社会学基础。崧泽文化的石器多施精磨，穿孔用管钻法，形制有斧、锛、凿、犁等。崧泽文化的玉器用量增多，器形多见璜，还有少量环、镯和琀等。从崧泽遗址出土的玉琀，有小饼形、鸡心形和环形几种，都置于人骨架的口部。玉琀既非生产工具，又非装饰用品，它的出现反映了中国用玉文化由此进入了意识领域的更深层次，并直接为后续良渚用玉高峰的到来奠定了基础。崧泽文化陶器已经使用慢轮修整，夹砂陶以灰褐色为主，形制以鼎为主，少见釜形器。泥质陶以灰黑陶为主。器形多豆、盆、罐、壶、瓶，还有澄滤器和匜。器表压划竹编勾连纹，镂孔为三角形与圆形的组合。崧泽遗址的勾连纹黑陶豆、猪首形匜等是崧泽文化陶器中的佼佼者。勾连纹黑陶豆，直口斜腹浅盘，瓦棱纹细高把，喇口足外撇，造型精巧，壁薄匀称，呈现出一种富有弹性的、神似竹编的优美造型。猪首形陶匜，是陶工充满想像力的又一工艺佳作，先民把猪的凸吻巧妙地设计在匜的流部，造型别致，巧夺天工。崧泽文化从马家浜文化而来，又向良渚文化演变而去，是长江下游古文化发展序列中一个独立的文化环节。
2004年2月底，崧泽遗址考古发掘又获辉煌成果。上海博物馆考古研究部因为遗址区内将建造遗址博物馆而进行抢救性发掘，发掘工作从2月至4月底结束，获得了许多新的重要考古成果。一是发现距今六千多年以前马家浜文化时期人工堆筑的祭坛。祭坛位于崧泽墓地东南的原生土上，东西窄，南北宽，现存面积约230平方米。祭坛顶部地势平坦，有一片红烧土。由人工堆筑成土台作祭坛，并在祭坛上举行祭奠祖先或神灵等礼仪活动，在距今四千多年前的良渚文化中极其盛行。这次发现的马家浜时期祭坛将人工堆筑祭坛的历史向前推进了一大步。二是发现马家浜文化时期的建筑遗迹——房址。房址坐落在祭坛北面原生土上。形制完整的有1座，平面呈圆形，外圈柱洞15个。房内地面硬实，面积约5.5平方米，门宽1米，朝西北方向，门外挑出门廓。房内有2个小柱洞，可安支撑屋顶的柱子。房内还有1个灰坑，坑内积淀着很多经过燃烧的草木灰灰烬。这处房址尽管面积不大，但结构比较完整。三是发现上海最早的先民墓葬。这次发现的7座马家浜文化墓葬填补了上海地区以往未有该文化时期墓葬出土的空白。墓葬都埋在祭坛之外的低地，6座为头向偏北的单人仰身直肢葬式，1座俯身葬。俯身葬墓主人头骨保存得较好，经鉴定为一年龄在25-30岁的男性。四是出土一批马家浜文化时期的重要文物。这次出土的马家浜文化时期的文物有石器、骨器、陶器等。石斧磨制，斧身上有一双面管钻的穿孔。管钻穿孔的技术以前一直认为出现在崧泽文化晚期，良渚文化时普遍应用。此件石斧的发现，将管钻穿孔技术提前了一千多年。这对于探索研究上海地区科学技术发展史具有重要意义。骨器有狩猎用的骨镖，刮削用的獐牙刀。陶器除了生活用的器具釜、盆、豆等外，还发现了一只表面上有红彩的陶塑小猪，从体态上看是一只已经被人类驯化、圈养、野性荡然无存的家猪。小陶猪的发现，为中国动物驯化史、家畜饲养史提供了新的资料。五是发现距今五千多年前的崧泽文化时期墓葬及一批文物。此次发现和清理了12座崧泽文化墓葬。自1960年以来，共发现崧泽时期墓葬148座，为我们了解、研究崧泽墓地的布局及遗址所处的假山墩的形成提供了极其珍贵的资料。
中国国务院公布的第五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上海青浦区的福泉山遗址榜上有名。20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福泉山遗址被数次发掘，其文化遗存涉及马家浜文化、崧泽文化、良渚文化、马桥文化和吴越文化。福泉山遗址位于上海市西部青浦区重固镇的西侧。福泉山又名覆船山，据清光绪《青浦县志》记载，“福泉山在干山北，下皆黄土，隆然而起，仅十余亩，殆古谓息壤也……初因形似号覆船，后以井泉甘美，易今名”。它是重固镇西侧农田中的一座古人堆筑的小土山，呈不规则的长方形，东西长约94米，南北宽84米，高7.5米；东、南、西三面斜直，北部坡面有台阶。如今，土山上秀竹片片，小径迂回，依然弥漫着古朴气息，传递着来自古代文明的信息。福泉山是古代太湖地区在沼泽地带中的一种典型的高台墓地，内含新石器时代的崧泽文化、良渚文化和战国至宋代的墓群。在山的四周农田下又有马家浜文化、崧泽文化、良渚文化、马桥文化与战国时代的遗存。埋藏的古代遗迹和遗物极为丰富。福泉山遗址的发现，为考古学和上海史研究，提供了丰富翔实的资料。随葬丰富的大墓都集中地埋葬于高土台上，随葬贫乏的墓葬则埋葬在遗址近旁的低洼地上，这对探讨良渚文化社会阶层的组成、埋葬制度和社会形态的变化等均有直接的研究价值。随葬的玉石陶器丰富精致，美不胜收。玉器种类有琮、璧、钺、璜、坠，还有晶莹剔透的玉钺、组合复杂的项链、光滑圆润的玉珠和全国最早的玉带钩等。玉器形式骤增，工艺精湛，数量庞大，用途纷繁，代表着中国第一个用玉高峰的到来。石器增见了扁平穿孔平刃斧、有肩钺、有段锛、耘田器、多孔刀以及收割庄稼的专用工具——镰刀。不少经研磨抛光的钝锋石钺，毫无使用痕迹，明显地用作礼器。陶器盛行快轮工艺。夹沙陶摒弃了崧泽文化习用的蚌壳与谷壳屑，代之以云母与细砂，器形以缸形器、鱼鳍形和T字形足鼎最常见。墓葬中有些陶器堪称中国新石器时代制陶工艺的颠峰杰作，已经不再是日常使用的器皿，而是与珍贵的玉石礼器相配伍的良渚人礼天祀地、敬神祭祖的重要器具。福泉山遗址的发现与发掘无疑是上海地区良渚文化研究中最重大的突破。
广富林遗存发现于1959年，早在60年代初，就进行了试掘工作，但是，取得重大进展却是近年的事。广富林遗址位于上海松江城西北6公里，上海博物馆考古部近年在广富林遗址进行全面勘探，从而对遗址的分布范围有了新的认识，发现在超过100，000平方米的范围内都有古代遗物的分布，初步确定了遗址区域。在勘探的基础上对遗址进行重点发掘，取得了新的成果。考古工作者首先发现了新石器时代良渚文化人工堆土筑建的台形墓地和23座墓葬。在发掘范围内，良渚文化墓地分为两个墓区，墓区的边缘都以石块为界。各墓随葬品以陶容器为主，其中有件夹砂红陶三口带流壶，造型新颖别致，是良渚文化中首次发现的新器形。另有一件彩绘双鼻壶在黑衣上绘红彩绹索纹，比较少见。多数墓葬还随葬了石器，个别墓葬有纺轮随葬。值得注意的是有少数墓葬还随葬玉器，种类有玉环、玉锥形器和玉管。在有些墓葬中发现了明显的人骨错位现象，如3号墓的头骨倒置，枕骨大孔朝上，头骨旁边放置了一堆脊椎骨，盆骨分离，肋骨散乱。人骨严重错位表明存在着一种特殊的殡葬方式。发掘中还发现了良渚文化以石块作为墓上标志。以石块作为墓葬标志物显然是为了标识墓葬所在位置，以免后埋的墓破坏了先埋的墓，更重要的是便于在先祖的墓前进行祭祀活动。良渚文化墓地上的祭祀活动主要有两种形式，一种是将烧毁后已经成为红烧土的房屋体残块搬至墓地，放置在柴薪之上，然后燃火再烧。另一种祭祀形式就是烧火，墓地上留下了许多小片的黑灰。这两种形式都以烧火作为祭祀手段，即所谓“燎祭”。广富林遗址发掘的另一项重要收获是新发现了一类新石器时代晚期文化遗存，它不同于以往分布于该地区的所有其他文化。其文化特征是陶器纹饰有绳纹、篮纹、方格纹、叶脉纹、斜线纹、竖条纹和附加堆纹等，陶器种类有垂腹釜形鼎、浅盘细高柄豆、直领瓮等，这类遗存在环太湖地区是第一次发现，非常新颖和特殊，堪称广富林文化遗存。通过比较可以认为这一文化遗存来自于主要分布在豫东地区的王油坊类型。广富林文化遗存的发现为探讨4000年前族群的活动范围和迁徙、环太湖地区的文化变迁提供了十分珍贵的新材料。在广富林遗址，发现了丰富的东周—汉代遗存，并发现了这个时期的建筑材料和青铜生产工具，充分证明广富林在东周—汉代是一处非常重要且具有相当规模的大型聚落。另外还新发现了西周时期的文化遗存，填补了广富林遗址年代上的空白。
在邮电建筑方面，上海邮政局大楼首屈一指，为英国古典式大型建筑，融汇了古罗马巨柱式建筑与17世纪意大利巴洛克钟楼式建筑风格，几个主立面围以贯通3层的科林斯柱式列柱，东南转角处上方矗立一座塔楼，配有大时钟，钟楼顶部有一组“通讯之神”雕像，在楼宇设计上兼顾了宏观的蔚为壮观与微观的细腻精致。
在文化娱乐建筑方面，1933年6月落成的“远东第一影院”大光明电影院、1930年3月开幕的被美国报纸誉为亚洲“洛克赛”(洛克赛为美国纽约设备最完美的影院)的南京大戏院，具有装饰艺术派风格的国泰电影院以及天蟾舞台、共舞台都以外形过目不忘、内部高雅舒适而闻名。1917年建成的大世界游乐场居然成为沪上名胜之一，对游客的吸引力经久不衰。
淮海路国泰电影院
在饭店旅馆建筑方面，礼查饭店原为两层东印度风格砖木结构建筑，于20世纪初叶在原地重建5层钢筋混凝土和砖木混合结构的建筑，立面造型具有英国新古典主义建筑特征，成为当时最豪华的高级饭店。汇中饭店也受到青睐，新楼于1906年重建，高6层，主结构为砖木结构，部分采用钢筋混凝土，屋顶有花园，顶上有两座巴洛克风格的亭子，1912年毁于火灾，整幢建筑为文艺复兴式建筑风格。1934年落成的国际饭店有远东第一大厦之称，外饰面为褐色波纹面砖，底部墙面为黑色磨光花岗石，塔楼部分具有典型的装饰艺术派风格。沙逊大厦建于20世纪20年代，为装饰艺术派风格，内设中国式、英国式、美国式、法国式、德国式、印度式等不同装饰风格的客房。外白渡桥边的百老汇大厦建于30年代，一展现代主义风格。
纵观上海建筑业所完成的凝固乐章的世纪性嵌镶，我们可以理出以下几条主要头绪。一是凸现了国际都市的最初建筑形态。百多年前和本世纪初叶上海反映现代建筑史的建筑的成群崛起，帮助上海凸现了作为国际都市的建筑形态特征。这一时期上海建造10层以上的高层建筑有几十幢，它们的外观建筑风格各异，层高气势空前，花岗岩、大理石、面砖、钢窗、钢结构、钢筋混凝土结构被大量采用，市民开始熟悉“石头房子”、“铁房子”、“大理石公寓”的建筑，结构演进，用材讲究，装饰精致，工业建筑也由单层转为多层，由砖木结构转向钢架结构和钢筋混凝土结构，充分反映了上海这座城市对于现代建筑的追求和在现代化转型时期的城市建筑的同步发展。这一史实证明，城市现代化的道路会在现代化观念、人文精神、哲学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思潮等无形层面上和城市空间等有形层面上展开，而城市建筑迈开现代化步伐是使整体城市空间问鼎现代化的重要环节。当然，其无形层面和有形层面是相互嵌镶、互为促进的。上海城市建筑现代化的进程同时足以说明这一点。二是打破了世界建筑史上的固有的发展周期。有关专家学者说得好，上海城市建筑发展的起点与西方的不在一条起跑线上，但其打破了西方的惯有程序和固有周期。上海在这方面虽然起步晚，但发展速度快，势头猛，水准并不低，在当时上海的新兴建筑群中可以清晰地发现西方各种建筑流派与各个时期的建筑样式的影子，有的简直是复本，实为世界建筑史所罕见。这一时期，在上海城市建筑的风格上，英国式、希腊式、西班牙式、法国式、俄国式、美国芝加哥学派式、日本式等竞相渗透，一方面反映了上海建筑的半封建、半殖民地时代的烙印，另一方面却客观凸现了世界文明包括建筑文明的共识、互融的走势。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为上海这座国际都市发展的较高的逻辑起点的定位和上海城市建筑发展打破常规、缩短周期，及时与世界先进潮流的接轨，从一开始就奠定了基础，积聚了后劲。三是磨砺了具有世纪特征的建筑专家和建筑队伍。20世纪20年代前后，中国开始出现建筑师，有的受聘于外国建筑设计机构，有的从海外学成归国，他们在城市建筑大潮的实践中受到锻炼，迅速声名鹊起。其中，周惠南、庄俊、关颂声、范文照、赵深、董大酉、杨锡缪、李锦沛、童寯、陈植等都把他们的智慧和才学与这个时期的上海建筑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据1948年的资料统计，在甲等营造厂的厂主或经理中，具有大学学历者占8.3%，配备有主任技师的厂家占30%。建筑专家参与其间的上海市建筑学会对上海城市建设也发挥了积极作用。学会创办《建筑月刊》，出版国内第一本《华英、英华合解建筑辞典》，举办讲座和研讨会，有助于申城建筑业的发展和城市图景的世纪性变换。大批建筑工程的客观需求和建筑专家的领衔，使建筑队伍迅速结集、壮大起来。据《上海建筑施工志》（《上海建筑施工志》编纂委员会编，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7年10月版）介绍，1934年，上海注册的营造厂已发展到2000多户，建筑工人达10万多人。合伙经营的甲级营造厂占27.8%，一些为建筑西式房屋而配置的专业施工队伍也开始形成，如国际饭店的吊装工程由擅长吊装的史惠记营造厂分包，江海关、百老汇大厦、中国银行等重大工程的打桩任务由沈生记、陈根记承揽。沙逊大厦、汉弥尔登大厦等外墙石作工程由擅长于石作工程的陈林记营造厂承包。这一时期上海的建筑队伍还得到宏观吞吐，外地建筑队伍进入沪上进行加盟。据1946年的资料统计，在上海建筑业中，上海籍的营造厂占53.2%，仅为一半略强，浙江籍占25.2%，江苏籍占18.9%，其他各省籍占2.7%。上海建筑队伍也积极向外辐射，足迹遍及南京、武汊、重庆、昆明、北京、天津、广州、杭州、西安、香港、澳门和泰国等地。如著名的南京中山陵、广州的中山纪念堂就由上海的姚新记、馥记、新金记康号营造厂承建。建筑队伍的宏观吞吐使凝固乐章的世纪性嵌镶具有更为宽广的视野。
在19世纪与20世纪合拢之际，上海的百业进行了一次现代型的整合，都市社会正经历着开放性的跌宕，生活方式已出现现代化的萌动，各种文明轨迹互动与交合，东西方文明集散与互补，人文精神合乎逻辑地碰撞着、积淀着，都市社会的现代转型已悄然而至。
行业发展尽管千姿百态，然而有规律可循。第一，行业百态与社会的现代转型相同步。牵一发而动全身，社会的现代转型，世纪效应的链式反应，工业革命成果的深沉推动，商品经济大潮的新的冲击，教育、科学、文化事业的一定发展，使农业、家庭手工业、近代工业、交通运输业、外贸业、金融业、商业、服务业、公用事业和文化娱乐业作为新的行业形象出现，使申城旧业歇息，新业崛起，百业待兴，耳目一新。第二，行业百态与先进的科技相联系。近代科技的突破，蒸汽机、纺机、织机、马达、电报技术、照相机和摄影、电影、汽车的发明，与这一时期的上海城市行业的发展都有直接的联系。随着19世纪末叶上海公共租界成立了电报公司，电灯在申城大放异彩。随之而来的是电车、电扇、电影等电动机械、家用电器、电光电声娱乐设施。无疑，社会转型的重要基础是科学技术的重大突破和生产力的发展，而社会转型又必然与社会百业的重新组合、演进联系在一起，或者直接地说，社会百业的多姿多彩具有不可或缺的科学技术基础。第三，行业百态与国际都市的职业构成的新变化相一致。这种职工构成的新特点是冲破了单一狭窄的职业结构，强化了资本主义商业精神，劳动人口在从第一产业向第二产业流动的同时，也向第三产业流动，使劳力结构重新配置，职工结构趋于现代，申城在充当全国工商中心、文化中心的同时，及时形成了服务中心，其时，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服务方式的整合已趋于同步，走向深层。
二是都市社会的开放性跌宕。上海在进行社会现代转型的过程中伴随着开放性跌宕。租界作为蒙受耻辱的标志出现于申城，上海被迫打开门户。从此，移民高潮迭起，外国侨民把梦想抛进申城，把万国风情带入上海，把有序与无序、交织与排他、协调与冲突、安定与冒险、精华与糟粕、进步与邪恶一起挟裹进来。当然，历史地看，上海作为国际都市的对外开放及其开放性跌宕，在客观上也促进了社会的现代转型。都市社会的开放性跌宕，促进了都市现代理念的渗透。通过一系列社会、经济、文化活动，外国侨民把现代都市的时空观念、节奏观念、城市布局观念、现代建筑理念、城市经济意识、城市管理思想和城市文化理念等揉合进申城岁月朝夕，融汇于沪上城市行为。都市社会的开放性跌宕，促进了生活方式的现代化萌动。社会开放以后，都市的夜晚闪烁起霓虹，都市的清晨飘起了咖啡香，都市的商场装备了电梯，都市的游泳池、健身房里飞出欢声笑语，都市的日历里充斥进不同国度的节庆……申城的不同肤色的人们以不同的思维方式、行为方式、情感表达方式交叉整合，最终萌动起充满苦涩的现代化的生活。都市社会的开放性跌宕，促进了各类人才的交流。开放的上海城吸引了不少科技人才、经营人才、金融人才、艺术人才、教学人才、新闻出版人才、医学人才和文化名人，他们来自不同的国度和地区，或侨居，或作短期访问、讲学，涉及各个领域。特定的时空使各类人才的各种学术思想、艺术见解、管理经验以至思维方式、科研方式和行为方式相互碰撞、激励，去伪存真，互补互益。现代理念的渗透、生活方式的现代化萌动和各类人才的交流，有利于申城社会进一步进行现代转型。
历史告诉我们，申城的开放性跌宕曾经使之付出沉痛的代价。这种开放性跌宕是畸型发展，具有双重属性，充满各种悖论。一为沪上租界的两重性。租界是帝国主义列强侵犯中国主权的产物，称之为“冒险家的乐园”和“罪恶的渊薮”并非言过其实，但是它历时近一个世纪，对上海乃至全国的经济、教育、科技、文化和城市管理也发生过积极的影响；它是中华文明的破坏者，又是世界文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