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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话文是怎么出现的?白话是不是以前在民间百姓们的交流语言?
以前民间交流的话就类似于白话，但由于宋以前没有白话小说，史书记载的又都是文言文，因此无从得知宋以前民间交流的语言。宋明以后白话小说兴起，我们才能得知市井之人是如何说话的。
古代人们都是用文言文交流吗？白话文是怎么兴起的？
文言文在最初的人类就是用文言文的方式说话，随着发展，文言文逐渐取代了白话，而这一段历程是跟艰辛的。
先秦时期
先秦时期人们说话的口语和文言文基本一致，和现在人们说的双音节词不同，在当时，单音节词占据很大的比例，比如《论语》《孟子》《春秋》之类的书，几乎就是对当时人说话口语的记录。学而时习之，不亦乐乎？”“鱼，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当时人们说话，就是这么个语气
在当时，书面写出来的东西，是十分保守的，文言文类的记载就是代表着儒家文化的开始，儒家要想确定地位，加上文字对文化记载的重大意义，所以文言文和口语就开始进入了双轨发展时期，文言文口语和白话口语并存的局面
两汉时期差距增大
两汉时期，白话口语和文言文的差距有了明显距离，中国第一部方言著作就是西汉扬雄的《輶轩使者绝代语释别国方言》
尽管文言文和白话文的发展都在同时进行。但是文言文发展的速度永远比不上白话文的速度。但是在书上记载的还是用文言文的方式，所以现在对古代历史白话文的研究还是很少的。
唐代出现白话文，宋朝彻底使用白话文
到了唐代的时候，唐朝大部分人都用白话文。其中都归功于唐朝的佛教。毕竟唐朝的佛教都是由那些没有文化的老百姓所信仰。而他们为了传播佛教，所以只能使用白话文。
到了宋朝的时候几乎和文言文直接脱轨，就连大诗人，有文采的人都不一定能用文言文来表达自己所说的话。
宋吕本中《轩渠录》记述了这么个故事：
族婶陈氏顷寓岩州，诸子宦游未归。偶族侄大琮过州。陈婶令作代书寄其子，因口授云：“孩儿要劣你子，以阋阋霍霍地，且买一把小剪子来，要剪脚上骨出儿胳胝儿也。”
（应为开封地区方言，大意为：要给孩子买把小剪刀，剪去脚上的硬皮和老茧。）大琮迟疑不能下笔。婶笑云：“元来这厮儿也不识字！
民国五四运动彻底把文言文取代
书面语和口语发展的双轨发展，文言文和白话文对立的局面，直到五四新文化运动才终结。
胡适《文学改良刍议》主张“不摹仿古人”“不避俗字俗语”等，吹响“白话文运动”的号角，终于让白话文代替文言文，成为了汉民族的共同书面语。
其实文言文和白话文一直都在发展之中。只不过是在最初的人类还是用文言文来叙述事件。毕竟语言这个东西还是需要发展的，不能一蹴而就。经历了几千年的发展，我们现在所使用的白话文也终于取代了文言文，也更容易让大家理解和记忆。
古白话是在什么形成的？
选择“B”，宋元及以后时期。
中国历史上刚刚有了文字时，用文字记录事件所用语言，是上古时期的社会语言。随着社会发展，社会语言逐渐发生变化，与上古人的语言差异越来越大。到了唐代，出现了“变文”，大量使用当时的社会语言，这是古代白话文的萌芽。到了宋代，人们的社会交往愈加频繁，说唱文学大发展，其中的“白话”，就是现代人所说的“评书”，完全使用当时社会语言。用于“白话”的底稿（话本），逐渐成为一门新的文学。这样一来，人们将古人的书面文字称为“文言文”，而将适应白话写的文字称为“白话文”。但白话文的形成到成熟的过程不是一蹴而就的，从宋、元、明、清，直到“新文化运动”，都是这一过程。我们读到的“四大名著”，都是古代白话文的结晶。
“新文化运动”以后，书面语使用现代语言。鉴于它在语言上与以前的白话文有区别，人们又将前面的白话文称为“古代白话文”，新的白话文称为“现代白话文”。
白话文是如何起源的？
对于“白话文”的渊源，一般可以追溯到唐代。一些敦煌史料研究者“基本承认变文是一种（白话）文学，认同变文是通俗（白话）小说的肇始”。
胡适称“由初唐到晚唐，乃是一段逐渐白话化的历史。敦煌的新史料给我添了无数的佐证。”为确立“白话文”正宗的书面语地位，他极力寻找“历史的依据”。因此，在他那里“白话文”是极为宽泛的概念，它指与“官方文学”、“庙堂文学”相对的歌谣、语录、弹唱等形式的“民间文学”、“平民文学”，“一千八百年前的时候，就有人用白话作书；一千年前，就有许多诗人用白话做诗做词了……”一言蔽之，在胡适看来，每个朝代都有“白话文”的存在，“中国文学史就是一部白话史”。周作人则认为“现在的用白话的主张也只是从明末诸人的主张内生出来的。”
首届“公安派文学”讨论中，许多学者认为“公安派推崇白话文学可视为‘五四‘新文学之前驱’”一般地，我们认为从北宋到清末是“白话文”潜伏、蓄势、发展的重要阶段，其作品有宋元的话本、明代的话本和拟话本、明清的小说如《水浒传》、《金瓶梅》等等。“白话文”作为一个“口号”与“术语”的出现与晚清白话文运动有紧密联系。“新诗派”的先行者黄遵宪提出“我手写我口，古岂能拘牵”；梁启超、夏曾佑、谭嗣同等力主“诗界革命”；南社主将柳亚子主持《自治白话报》，文章以白话文为主。这期间“有裘廷梁等呼吁提倡白话文”。1887年出现了近代最早的
胡适
白话报——《申报》的副刊。“根据现今能找到的资料，清末最后约十年间，出现过140份白话报和杂志。”
晚清白话文运动开启了“五四”白话文运动的先声，但其性质是不同于“五四”的白话文运动。它仍属古代白话文的范畴。白话文学，只是因为想要变法，要使一般国民都认些字，看报纸，对国家政治都可明了一点，所以认为用白话文写文章可得到较大的效力。”“现代白话文是‘话怎么说就怎么写’。“白话文”作为中国现代文学的一个语体范畴，是不同于用“白话”写文章的文学现象，其最终取代文言文成为主要的书面表达方式，是“五四”的白话文运动。1917年1月胡适在《新青年》发表《文学改良刍议》，提出“八不主义”，倡导“活文学”，是整个白话文运动的滥觞。同年12月陈独秀在《新青年》发表《文学革命论》，提出“三大主义”与之呼应。随后，胡适又有《历史的文学观念论》、《建设的文学革命论》等文章，提出“作诗如作文”，“一时代有一时代之文学”等主张。这期间李大钊、鲁迅、周作人、刘半农、钱玄同等都纷纷撰文阐明自己对“文学革命”的观点。
胡适作为白话文运动的首倡者，他深谙思想内容与文体形式的关系，“我也知道有白话文算不得新文学，我也知道新文学必须有新思想和新精神。”但限于传统观念的漫长历史及客观条件的复杂，他强调白话文与文言间对立、分裂的一面，不遗余力地倡导“白话文”之工具性。“‘白话文学工具’是我们几个青年学生在美洲讨一年多的新发明。”⑿较之胡适的激进、偏执、决绝的姿态，周作人略为冷静，他在强调文字改革的同时，更重视思想的改革与转换，否则虽用了白话“思想仍然荒谬，仍然有害”，“古文与白话没有严格的界限，因此死活也难分。”刘半农也认为文言、白话“各有所长，各有不相及之处”。“1920年1月，依当时的教育部颁令，凡国民学校年级国文课教育也统一运用语体文(白话)。”
这标志“五四”白话文运动的初步胜利，但是“白话文”内部也面临着严重问题：美学意蕴的缺乏；思想内容与文字表达的脱离。对此胡适早就有所意识，“若今后之文人不能为五四造一可传世之白话文学……决无以服古文家之心也”。就此而言，白话小说《狂人日记》、诗集《尝试集》、周作人“美文”系列、“冰心体”小说无不具有开创或奠基的意义。新文学第一个十年，白话书面语创作在各种体裁一一展开，并在实践中接受了检验。其中争论最大的是白话诗歌（新诗）。胡适的创作打破了传统诗歌的格律，却带来了“非诗化”的倾向；郭沫若《女神》则能较重视诗歌本身的规律（尤其是意象）；新月派创作是前二者的反拨，使诗歌走向“规范化”，并在“新”、“旧”的联系中，确立了白话诗的现代美学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