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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问浅谈china（中国）古代如何抗灾救荒
在长期的抗灾救荒中，国家制订了一系列的法令和政策，使之制度化并世代相传，至清代已臻于完善。 积极抗灾备荒。我国古代先民早已懂得在灾荒面前，退让只能导致更加惨重的损失。因此，在当时抵御自然灾害能力还不够强大的情况下，仍然以积极的态度对待灾害。中国古代著名的治水英雄大禹在洪水滔天的危急关头，带领人民聚土积薪，疏通河道，导水入海，揭开了中国古代劳动人民抗灾斗争的篇章。在后来黄河水患治理中，人们继承并发扬大禹的治水精神，取得了一次次抗灾胜利，瓠子塞决、王景治河、潘季驯束水攻沙等事迹均已载入史册。面对危害严重的水、旱、蝗三大灾害，我国古代劳动人民实行了积极的抗灾政策与有效的措施，最大限度地减弱了灾荒的危害程度，并建成了以关中地区、江淮流域为代表的基本经济区。备荒是在灾荒发生前所实行的预防性的措施，其主要内容是储粮备荒。 早在春秋战国时期，我国就已采用储粮备荒政策抗御灾害。战国时鲁大夫臧文仲向鲁僖公建议：“修城郭，贬食省用，务穑劝分”，节约省用，在鲁国行之有效，鲁国因此“饥而不害”，而魏国李悝则主张“尽地力之教”，即通过发展生产来达到积储粮食的目的。这基本上反映了古代储粮备荒所采取的主要措施，对以后各历史时期的备荒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稳定灾区秩序。灾害发生后对社会带来巨大的震荡，极易使灾区社会秩序发生混乱。 为此，国家常常采取稳定物价、严惩盗贼、蠲免赋税钱粮等措施加强对灾区的管理。李悝创设平籴法，根据灾情轻重，征调灾区急需的粮食以供应灾民，“小饥则发小熟之所敛，大饥则发大熟之所敛而粜之。故虽遇饥馑水旱，籴不贵而民不散，取有余以补不足也。”灾蠲的施行更为普遍。灾害发生后，蠲免钱粮的诏书很快下达，轻灾则免除灾民当年赋税负担，若灾情严重，可连续数年蠲免钱粮，这些措施有利于稳定灾区的社会秩序。 赈济安抚灾民。由于灾区粮食的匮乏，灾民不但吃光了树皮、草根、畜粪等，还挖掘一种名为“观音土”的东西充饥。一次灾害造成数万或数十万人死亡的危害在我国历史上并不鲜见，因此，赈济安抚灾民自然成为一大任务。我国古代赈济灾民大致有工赈、粥赈、赈粮、赈钱等几种形式。工赈即以工代赈，灾民通过从事一些紧急的工程劳动得到赈济；粥赈是由官府或私人设粥厂以济饥民；赈粮、赈钱则是由政府有组织地向灾区发放粮食钱物，以解燃眉之急。赈济所需粮食主要来自于常平仓、社仓和义仓。然而，由于交通不便、吏治腐败等多种原因，因灾施赈的收效并不理想，如粥赈虽然当时能救活一批灾民，但粮食用完后，又有大批饥民饿死。 组织恢复生产。灾害以后，必然影响到农业再生产过程的进行。农田被毁坏，耕牛、种籽缺乏，农民衣食无着，于是产生了恤农赈贷的荒政措施，以组织、帮助灾区恢复生产。西汉昭帝始元元年“大雨水”，遣使者赈贷贫民无种食者。和帝永元十三年，“荆州雨水”，“贫民假种食”，并且在西北地区灾情严重的地方“赈贷张掖、居延、朔方、日南贫民，像林民失农桑业者，赈贷种粮，禀赐下贫谷食。”经过不断的发展，恤农赈贷政策在各个历史时期救灾工作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招莱流民垦辟荒地是恢复灾区生产的另一种措施。古代社会承受灾害的能力十分低下，造成大批灾民外流，大量耕地荒废。统治者从自身的利益出发，不得不进行一些农田基本建设，改善农业生产条件，制订一系列鼓励垦殖的政策，招募流民耕垦，因而在客观上促进了灾区经济的恢复与发展。 摘要：中国古代灾害发生频繁，饥荒流行。在长期的抗灾救荒中，国家制订了一系列的法令和政策，使之制度化并世代相传，至清代已臻于完善。总而观之，我国古代抗灾救荒制度主要包含以上几方面内容。
古代在抗震救灾的时候，除了地动仪，还有哪些检测器？
地震是一种破坏力极大的自然灾害，其给世界各国的民众带来了巨大影响。自人类进入文明社会以来，预测地震，乃至地震救援成为了人类和大自然作斗争始终绕不过去的两门学科。
但早在中国古代，我们的先辈就已经在探索预测地震的方法。中国古代的部分大一统王朝还形成了应对地震灾害等自然灾害的体系。只要地震等灾害爆发，朝廷就能采取相应的措施，抗震救灾，帮助民众度过重重难关。
提到预测地震，历史爱好者首先想到的是张衡研制的地动仪。地动仪有8个方位，每个方位上有口含龙珠的龙头。每个方位上有口含龙珠的龙头。每个龙头下方又有蟾蜍对应。如果某个方向发生地震，该方向龙口所含的龙珠会落入蟾蜍的口中。这样一来，地动仪就能测出地震的方向。
然而，除了地动仪，古代还有其他预测地震的手段。
1.阴阳五行学说，这种预测地震的方法在西周时期相当普遍。《国语》一书就记载了预测地震的五行方法：阳伏而不能出，阴迫而不能蒸，于是有地震。今三川实震，是阳失其所镇阴也。不过我觉得这种方法是一种很神奇的玄学，虽然现在五行说还是存在的。
2.总结地震前兆，古代劳动人民经过长期的生产实践，总结出了一些地震前兆。比如，在地震发生前，家养的动物会坐立不安，不愿意呆在家里面。蚂蚁、老鼠会到处乱窜。蛤蟆会成群出动，鱼类会成群漂游跳出水面。
3.观测星辰，古代人认为，一旦天上星象异常，人间有大事发生。《晏子春秋》记载，齐国的大臣发现星辰有异常，“维星绝、枢星散”，地震就会发生。
古人是怎样防治自然灾害
疫病的横行，给我国古代带来了深重的灾难。千百年来，中国人民与疫病等自然灾害的斗争一直没有停止过，可以说，疫病肆虐残害人民生命健康的历史，同时也是我国古代劳动人民与疾病作不屈不挠斗争的历史。
1． 医家和医疗机构
历史上众多杰出的医学家的临床实践和理论总结，对防疫抗灾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早在西周时期，我们的祖先就已经开始了探索导致疫病流行的原因，他们注意到了自然环境和疫病之间的关系。西汉名医张仲景总结出了一套认识疾病的理论，并且根据病情的变化来制定不同的治疗方法，开创了祖国医药对疫病的辩证实施方法。经过历代医家对传染病病原和传播途径的不断努力探索，到了清代，我国医学对传染病的认识已经形成了一个相对完善的辩证体系。在每一个历史时期，都涌现出了研究疫病的名家，他们著书立说，把自己的理论相医学界、民间乃至整个社会进行推广和普及。如金元时，刘完素经过长期的摸索，提出了火热导致疫病发生的理论。明末吴又可受刘完素的影响，著有《瘟疫论》，认为温病不同于一般外感，病因是一种“戾气”，经口鼻传入人体，其传变特点为分传表里，与伤寒自表入里者有区别。清代叶天士、吴鞠通、杨栗山等在前人的基础上，对疫病的研究更加深入，其中以叶天士的贡献最为突出。他们提出了卫气营血的传变规律，结合八纲辩证、三焦辨证、脏腑辨证和主要症候，认识了传染病的的发展规律，从而进行辨证的治疗，使祖国医学对传染病的治疗进入了比较成熟的阶段。
除了专业医务人员外，中央和各级地方政府乃至平民百姓，都在同自然灾害的斗争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长期以来，古代政府在不断与疫病作斗争的过程中，逐渐形成了一整套较为得力的防治疫病的措施。疫病由于具有流行性、群发性、连发性、危害大、频率高等特点，因此，防疫救灾工作的统一协调措施必须依靠政府的力量才能得到切实有效的实施。
鉴于疫病对社会的巨大危害，我国古代的统治者十分重视加强医疗卫生管理，建立专门的医疗机构，并创办医科学校。我国历史上官立医科学校首创于南朝宋元嘉二十四年（公元443年），北方的北魏也有官立的医学校。隋唐时期，在中央设太医署，太医署既是医疗机构又是医学校管理机构。医学校共有医学、针学、按摩学、咒禁学四个专业，培养出了大批的具有医学知识的学生，这些学生进入社会，对普及医学知识防治疫病流行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宋代的中央医疗机构更加完备，设立翰林医官院，掌“供奉医药及承诏视疗众疾之事”。并且设置太医局、惠民局、方剂局、药局等专门机构，主管政府的医学教育和药材经营，在疫病流行时，这些机构由政府调遣，到民间散发药品，治疗疾病。据《宋会要辑稿》、《续资治通鉴长编》等文献记载，每当开封府疫病爆发，“太医局熟药所即其家诊视，给散汤药”，“和剂局取拨合用汤药，……医人巡门表散。”南宋政府更加明确了药局的职责，认为“给散夏药”，预防流行病的发生是药局的责任。可以看出，隋唐时期，太医署等医疗机构主要是为皇室和政府服务的，而到了宋代，中央医疗人员已深入到了京城的寻常百姓家，开始为普通百姓治病。
贞观三年（公元629年），唐政府在地方设立州医学，有医学博士和学生。据吐鲁番文书记载，在西北边陲地区的乡村里，都设有医学生。玄宗岱宗时期，唐政府又多次规定了人户数目和医学生数目的比例。宋代以后，地方州县医学校的设置更加普遍和规范。宋代在“京府及上中州职医助教各一名，京府节镇十人，余三十七人，万户县三人，每万户增一人，至五人止，余县二人。”各州县医学省负责保管政府颁发的医学书籍，如有人想借去传抄，医学生还必须负责帮助正确抄写。到了明清时期，又把惠民药局推广到全国各地，在边关军队的驻扎地和有人聚居的地方都派遣有医生、医士或医官，并建立起一套针对医官的考核制度。
出于救灾和稳定社会秩序的考虑，我国古代政府逐渐意识到推广医疗知识的重要性。从隋唐时期开始，政府大力提倡医疗治病，反对和打击巫术。唐玄宗时，下令各州都要抄写陶弘景的《神农本草经》和《百一集验方》，不久又颁布玄宗亲制的《广济方》。到了宋代，雕版印刷的普及，使宋朝政府可以从分利用这一科学技术的进步，大量刊行编辑医书，向各州县推广，宣传预防、医治疫病的知识。北宋初年，赵匡胤就下诏改编《唐本草》，增加了155种新药，取名《开宝本草》。太宗时校订了一大批前代的医书，并且编纂了《太平圣惠方》。仁宗时，中央设立了专门负责搜集、整理、考证、校勘医学书籍的校正医书局，推动了宋朝医学知识的普及。北宋末年，在徽宗的主持下，政府颁布了《圣济总录》和《和剂局方》，作为当时设立的官药局配药的依据。后经不断的修订和增补，南宋时改为《太平惠民和剂局方》颁行于各地。明清以后，随着医疗知识的不断推广，研究疫病的医学书籍明显增多，如：专门研究痘疹的《痘疹心法》、《痘疹金镜录》，研究瘟疫的《瘟疫论》，研究麻风病的《解围元薮》、《疠疡机要》，研究疟疾的《瘴疟指南》、《痎疟论疏》等等。传播医学知识已经不完全是政府行为，医疗治病的观念已经在民间得到了广泛的传播。
2．政府和社会的预防、救助
除了专业医疗机构外，各级行政机构在疫病预防和治疗中也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为了预防疫病的滋生和蔓延，政府十分重视人员聚集的地方的卫生状况。秦汉时期，在城市中，政府规定垃圾处理的地点和方法；为了防止路面扬尘，汉灵帝时还制造出专门的洒水工具“翻车”和“渴乌”。《后汉书·张让传》载：“作翻车渴乌，施于桥面，用洒南北郊路，以省百姓清扫街道之费。”隋唐时期政府已经十分注意城市环境卫生，隋末长安城树木成荫，唐代更是多次下诏种植树木，并有专人负责。北宋时期，政府还注意到了人员聚集的监狱的卫生状况，从景德三年（1006）起，每年暑热难当时，便进行虑囚，以免牢狱疾疫流行。《宋会要辑稿》刑法五之六载：景德三年（1006）四月，京师暑热亢旱，真宗“御崇政殿临决之，杂犯死罪降流，流徒递降，杖笞释之。……日旰即罢，复令军头引见司覆奏所决刑名审视讫，乃命实行。自是每岁暑热，皆遣官遍排，亲临疏放，遂为定制。”另据《宋史》卷十八记载：绍圣四年（1097）夏四月丁亥，又规定“诸狱置气楼凉窗，设浆饮荐席，杻械五日一浣，系囚以时沐浴，遇寒给薪炭。”北宋的名臣文彦博在元丰三年九月“乞恤刑”的奏章中也提到：“臣切见近年以来中外刑狱颇有枝蔓淹延，大暑盛寒，缧系囹圄。其间岂无冤滞，感伤和气。朝廷每至盛夏，必行疏决，或水旱为灾原减轻系，此圣慈钦恤之至也。”各级地方官吏还积极配合政府宣传医药知识，破除巫谶迷信。据《东斋记事》记载：宋仁宗时，“广安军俗信巫，疾病不加医药。康定中，大疫，寿安县太君王氏加婢疫染相枕藉，他婢不敢近，且欲召巫以治之。王氏不许，亲为煮药致食膳。左右争劝之，则曰：‘平居用其力，至病则不省视，后当谁使者。’”《续资治通鉴长编》又载：宋初，李惟清为涪陵尉时，“民尚淫祀，疾病不疗治，听命于巫。惟清始至，禽大巫笞之，民以为必及祸。他日，又加棰焉，民之不神。然后教以医药，稍变其风俗。” 另据《宋史》记载：周湛通判戎州时，戎州“俗不知医，病者以祈禳巫祝为事，湛取古方书刻石教之，禁为巫者，自是人始用医药。”
大疫发生时，在中央政府的统一领导下，地方官吏配合医疗人员，免费发放医药，开仓赈济，已经成为隋唐以后政府管理部门的职责。唐文宗大和六年，自剑南到浙西，江南大部分地区都有疫情发生，文宗下诏：“其疫未定处，并委长吏差官巡抚，量给医药，询问救疗之术，各加赈济，事毕条疏奏来。”地方官员亲自下乡送药，并将具体实施情况必须向中央汇报。宋哲宗元佑八年（1093），中央下诏说：“访闻近日在京军民，难的医药，令开封府体访。如果的确是人多病患，可以设法以太医局选派医人，就班直军营坊巷，划分地区进行诊治。开封府官员要负责合药，并每日支取疫病人食钱，从御前寄收封桩钱内支取。等到患病人稀少后，其事才能结束。”明初，王恺为中书省都事，朱元璋任命他在衢州总管军民大事。由于元末的战乱，衢州地区饥疫不断，王恺开仓放粮，修惠济局，救治了无数病人。
在救治原发性疫病的同时，政府对伴生型疫病的防治也达到了较高的水平。我国人民比较早地认识到了伴生性疫病的爆发原因和危害，水旱灾害过后，经常会爆发菌痢、霍乱、血吸虫病、呼吸道传染病等疫病；地震、蝗灾之后，由于生活条件的恶化，也经常会伴生疫病。灾害爆发后，流民增多，由于古代生产力条件以及交通条件的限制，赈济主要在城市中进行。为了生存，大量农村人口向城市流动，造成了城市人口骤然增多。人口聚居，缺乏充足的、洁净的饮用水，垃圾和排泄物远远超出了城市卫生的承受能力，饥疫导致传染病的爆发。《元丰类稿》中记录了北宋时曾巩的话：“至于给授之际，有淹速，有均否，有真伪，又会集之扰，有辨察之烦，措置一差，皆足致弊。又群而处之，气久蒸薄，必生疾疠。”为了解决这些问题，我国古代政府不断探索，分散人口，掩埋尸体，努力防止灾害的发生。
以宋代为例，宋代时已经开始对受灾地区的百姓进行分片轮流发放食物，根据受灾的情况，以耆为基本单位，将受灾地区进行划分，并依照耆的大小，或五耆七耆，或十耆为一区，分别派官进行管理。
选遣的标准是“据耆分合用官员数，出逐县正官外，请于见任并前资寄居及文学助教、长史等官员内，须是拣择有行止、清廉干当、素不作过犯官员。”并且，要调查“所差官员的籍贯”，根据籍贯“将县分交互差委”。在派出官员的官牒上，填写“官员职位、姓名、所管耆分去处”等项目，以便监督。
区域责任分配完毕后，各区官员开始普查本区情况，调查范围不仅限于受灾人户，对未受灾户也要进行调查。一来，可以抄札到受灾人户的人数，所居住的位置，并给予证明该户是受灾民户的凭证——历子，作为日后领取赈救粮米的凭证；二来，可以对未受灾的不同等户的人家进行征敛，作为劝分的依据，规定出各等户人家缴纳赈灾粮食的数量。“仓廪所收，簿书有数。流民不绝，济赡难周。欲尽救灾，必须众力。”由于各地风土人情自然环境各异，灾害程度不同，征收的数量也不尽相同。
在各个区域内，主事官员对各耆进行分组发放。“逐官如管十耆，即每日支两耆，逐耆并支五日口食。候五日支遍十耆，即却从头支散。……如管五七耆者，即将耆分大者，每日支散一耆，其耆分小者，每日支散两耆，亦须每日一次支遍，逐次并支五日口食。”为了避免“亲故颜情，不肯尽公”的情况出现，支散粮食也须根据所遣官员的籍贯，交互差委支散。
对流民问题也采取分散安置的办法，尽量把灾民分散到城市附近的农村，既便于赈济，又可以防止疫病的爆发。此外，掩埋尸体，也能起到预防传染病的发生的作用。贞观四年（公元630年），突厥部落爆发疫病，“殒丧者多，暴骸中野，先后相属”。唐太宗立刻派出使者，在长城以南分道巡察，发现突厥人的尸体，就地掩埋，断绝尸体传染病菌的可能。到了宋代，掩埋尸体不仅是在灾害爆发时政府的重要措施，它已经成为地方官吏的一项日常工作，并在各地开辟了专门收埋无主尸体的公共坟场——漏泽园。
另外，古人也懂得了对传染病人进行隔离，以切断传染源的道理。唐代以前就出现了收治麻风病人的“病人坊”，据唐朝和尚道宣的《续高僧传》记载：病人坊内收养麻风病人，男女别坊，分开管理。唐代改名为悲田养病坊，兼收治其他病人，成为一个社会慈善机构式的收容所。到了宋代，更名为安济坊，北宋末年，政府开始对这些病坊进行管理，由国家拨发安济坊每年所需的钱米医药。这些措施一支延续到明清时期，在地方救疫中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明代后期，人工免疫法开始出现，对天花已经广泛采用了种痘法。清代，政府对外国传染病的传入有所警惕，对海港内进入的外来船舶实行检疫制度。
应该看到，由于生产力和医学科学水平的低下，先民们虽然不能完全认识到疫病流行的根本原因和确切的治疗方法，不能更有效地抑制疫病的传染和流行。但是，他们在长期的抗灾救疫中积累了丰富的对付传染病的科学知识。现在，尽管人类抵御疫病的能力有了空前的发展，但毕竟没有能够彻底消灭传染病。在新的传染病种类不断被发现的情况下，古人遗留下来的这些知识显得尤为弥足珍贵，为我们今天的疫病防治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历史回眸：中国古代是如何赈济救灾的
古时救灾主要有报告灾情、统计受灾范围和受灾人口、赈灾三个步骤。
首先是报告灾情。
以清朝为例，清朝按灾害造成的损失和影响，把受灾分为十个等级，一级最轻，十级最严重。
一旦某地出现了灾情，地方长官要迅速将受灾程度和日期向上级汇报，如果灾情还有后续发展，也要及时向上级更新信息，但时限上可以有所放宽。
以地震来说，一旦某地发生地震，当地群众应立刻报告县官，县官要及时把消息汇报给府台道台，由他们报告督抚，再由督抚上报户部。
第二步统计受灾范围和受灾人口
统计受灾范围和受灾人口也叫做“勘灾”，目的是摸清情况，为以后发放救灾物资和减免赋税提供依据。
清朝规定，灾害发生地的督抚一面向户部报告情况，一面要组织一个勘灾小组。勘灾小组的成员主要是当地的知府、同知、通判和受灾地县令，任务是亲自赶赴受灾地视察灾情，并且为灾情造册。
法律法规要求他们在核实受灾人户时，必须亲自上门落实情况，区分应当赈济的受灾户和受影响较小的灾民，特别要注明那些极度窘困的受灾户，以便为日后赈济时能够区别对待。
第三步赈灾
古代的赈灾措施不尽相同，最常见的抚恤措施是减免受灾地区的徭役、赋税。
有的皇帝也直接赐钱，比如汉宣帝时关东四十九镇同日地震，6000多人丧生，宣帝下令赐给死者棺木钱。顺帝时，京师和汉阳发生大地震，顺帝赐给7岁以上的灾民每人2000钱。
皇帝下诏赐物也很常见，比如唐高宗时河东地震压死5000余人，高宗赐给每个死者3匹绢作为丧葬费用。
另外还有皇帝派遣医疗队伍前往灾区救治。北魏世宗时，肆州地震死伤众多，世宗派遣了一支由太医和跌打医生组成的队伍，携带药品赶赴灾区前去治疗。